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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资料
JINGJIXUEDONGTAIZILIAO
图书馆
2019.1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由钱学森图书馆（兴庆校区）和医学财经图书馆（雁塔校区）组成，总建筑面积39540平方米，阅览座位3518个。图书馆每天二十四小时提供开放空间，此外，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展厅、星空报告厅、互助交流空间iLibrary Space（4个）、阳光沙龙、PBL Space、经济学人主题阅读空间等为师生提供个特化服务。至2016年底，累计收藏图书531万册（件），中外文报刊10089种，中外文现刊2647种。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理、工、管、文相结合，以机械、能源、动力、电气、电子、信息、材料、控制及医学、财经为重点的多学科藏书体系。近年来，引进国内外电子资源110个平台约311个子库，拥有中外文电子期刊56909种，中西文电子图书1506264种。目前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25所大学及学术机构建立了书刊资料交换关系。
经济学动态资料
《经济学动态资料》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行政许可的经济学连续性内部资料性月刊。1986年由三校合并前的原陕西财经学院图书馆创办，原刊名为《经济资料》，1999年更名为《经济学动态资料》。30多年来，《经济学动态资料》已经连续出版发行近400期，为读者转载推荐了大量经济学研究动态资料、前沿观点、最新信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
郭冠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地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供给侧改革为发展主线、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一)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基本方略的第四个方略，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在经济建设主要任务的第五部分“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之前冠之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强调新发展理念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引领作用。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规律的新认识，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的新期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发展本质、内涵、实现路径等的认识，系统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内涵。
(二)以供给侧改革为发展主线
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更好地满足我国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果断切断“需求管理”刺激经济保增长的路径依赖，做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战略选择，破解了新常态下“如何干”的难题。
之所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常态下“如何干”的战略选择，那是因为仅靠需求刺激已经不能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对此，习近平在2016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问题解决，只刺激需求，经济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点，也不可持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指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和手段，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人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三)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尽管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了中国增长的奇迹这一命题有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给出科学的解释，并在实践层面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突破。
从表面上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作的只是微小的改动，学术界也存在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本身就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修改没有必要的说法，但是事实上这一改动意义重大，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传递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市场为主要配置资源的信号。之所以说它意义重大，那是因为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对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说法几乎耳熟能详，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已远离我们四十年了，但是当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社会不公等现象时，许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带有理性设计色彩的计划经济的青睐，甚至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顶层设计误解为计划经济的回归。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判断，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会变，从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要作用就不
摘自《上海经济研究》2018.1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天睿 唐 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源头，一是唯物史观，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根据。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商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对商品的分析中，认识到商品的双重特性，即包含劳动的价值与体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由此把握住了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特征，掌握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马克思提出的理论体系中，还没有明确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说法，但这并不表示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经济平衡的重要性。《资本论》一书提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源头——生产过剩，其中就蕴含了平衡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矛盾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供给的力量，需求对供给起到反作用的影响，生产过剩意味着供给的力量远远大于需求；而物质匮乏表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供需失去平衡，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冲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入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供给一方与需求一方各自的作用是不同的，政策上选择哪一方作为突破口也是不同的。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主要矛盾在于个别行业产能扩张过快，所以要着力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与提升，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再平衡，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社会总供给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的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包括本国或本地区生产活动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进口的国外商品和输入的国外劳务，以及国外要素所得支出净额之部分。它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国境内生产的各个产品与服务的总和，另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总和。决定社会总供给的因素主要为社会资源要素，即现实生产体系下能够提供的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另外，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价格以及资源要素的利用率都会对社会总供给造成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水平是社会总供给的根本决定力量。
社会总需求是指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发生的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总量。其构成包含两部分，一是本国境内的需求，是由投资活动与消费行为产生的；二是境外的需求，也就是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制约社会总需求的要素一般有国内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
平衡社会总供需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意味着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商品实物与劳动价值、经济动态发展与静态指标、长远发展与当前要求这四组关系上实现了稳定协同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从注重数量到数量质量并重、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低级向高级非连续性缓慢演变过程。要实现全社会供需之间的平衡，是一项工程量巨大的工作，因为制约的因素比较多。从根本上说，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基础，对于供给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结构又对需求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对经济生活中其他方面产生制约，进而制约着全社会的供需平衡。
实现全社会的供需平衡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不管是供给大于需求，还是需求大于供给，都能导致国民经济的混乱，使企业生产活动的节奏被打乱，居民消费也将受到影响。在供需平衡被打破的市场环境中，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供给过大，需求不足，就会带来产品过剩、产能闲置、资源浪费、库存高企和社会信用被破坏等；另一种是供给不足，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也会造成物价普涨、贷款紧张等。这两种失衡产生的结果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问题。由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产生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在当前，比较显著的问题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必须要把错配给供给方的资源有效整合，改进我国产业结构。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供需平衡是个主要标志。只有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平衡，才能判断经济结构的改革是否取得了成效，这是一对矛盾统一的综合体。推进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抓住了我国经济的关键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就能继续攀上一个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也暴露出来，即经济的快速增长过于依赖资源的耗费，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全球消费市场遇到冲击，我国既有的产业结构也面临挑战，不少产能过剩的行业又得以继续发展，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产能继续扩张，同时伴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医疗、教育开支庞大，使得居民消费受到严重限制。这造成了在供需两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扭曲，特别是在供给的这一方面，能耗高、污染大、技术与品牌附加值低的产业得到畸形发展。所以我国经济遇到的最根本问题就在于由于供需矛盾引起的产能过剩。对此，解决方案就在于调整供给结构，推动供需关系的再平衡。借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社会资源从高能耗、污染大的产业中转移出来，投入科技含量高、品牌附加值高以及低能耗绿色产业之中，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让全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再度得到平衡。
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理论成果指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经济学也要从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形出发，认真分析国民经济的供需变化、深入研究经济体系中的结构问题、认真学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与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进，政治经济学这一门学科也在随之进步。当前宏观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供需难以实现平衡的问题。
对此，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统一的理论思想，深入地加以剖析，就可以认识到根本问题所在之处，对于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产生理论上的共鸣，从而在实践中加强体会，提高工作推动的效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学说与原则，指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在现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产能过剩、供需矛盾突出等经济现象，就会得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全社会的总供需的结论与判断。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是该学科最新的学术前沿。
摘自《经济问题》2018.11
《资本论》蕴含丰富的按比例发展理论
张 霞 李成勋
马克思十分重视按比例发展问题，在《资本论》中提出并多次强调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要想保证经济活动的健康顺畅发展，未来“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而“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社会生产过程要“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并强调“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延伸形式
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并进一步提出，“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他们才能卖出去”，从而得出“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因而可以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发展与延伸形式，而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最终也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认为，人类“要想得到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可见，马克思认为，按比例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是不会轻易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消，并且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能够发展变化。但马克思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经常被打乱，不可能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由上述可见，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数次的比例失调和危机也证明了按比例发展不可能实现。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通过有计划地调整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无危机的顺利发展将成为可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实现成为可能。
(三)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是社会再生产顺畅进行的必然要求
由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问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首先将社会总产品进行了科学分类，从价值上分为三部分：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从使用价值在最终产品的用途上分为两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应地，整个社会生产被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以上对社会总产品组成部分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前提。社会总产品要想同时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既受以上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又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即物质形态的制约。这就要求社会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满足社会需要。
社会资本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基本实现条件：
Ⅰ(v+m)=Ⅱ c (1)
Ⅰ(v+△v+m／x)=Ⅱ(c+△c) (2)
以上两个基本实现条件反映了社会总产品在两种再生产条件下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
(1)式表明了第1部类新生产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价值产品v+m，必须与第Ⅱ部类以消费资料形态存在的不变资本e在价值上相等，在产品上互相满足消费的需要。
(1)式可以派生出简单再生产的两个实现条件：
Ⅰ(c+v+m)=Ic+ⅡC (3)
Ⅱ(c+v+m)=Ⅰ(v+m)+Ⅱ(v+m) (4)
上述两个派生公式说明，社会再生产必须满足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需要。
(2)式说明了只有保持两大部类交换的平衡，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才能进行，同时也表明了两大部类的积累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2)式可以派生出扩大再生产的两个实现条件：
Ⅰ(c+v+m)=Ⅰ(c+△c)+Ⅱ(c+△c) (5)
Ⅱ(c+v+m)=I(v+△v+m／x)+Ⅱ(v+△v+m／x)(6)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说明，两大部类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要同步进行，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维持平衡，这样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如果将(5)式与(6)式相加，可以得出：
Ⅰ(c+v+m)+Ⅱ(c+v+m)=[Ⅰ(c+△c)+Ⅱ(c+△c)]+[Ⅰ(v+△v+m/x)+Ⅱ(v+△v+m／x)] (7)
(7)式表明：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再生产要想顺畅进行，一定要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7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搞社会主义，应首先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首先弄清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弄清这些内容才能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特点。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还没有将共产主义区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哥达纲领批判》才明确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因此，《宣言》所阐明的首先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本质规定及其根本特点。“共产主义”“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生产资料之产，也就是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为什么要搞“共产”，实行公有制?因为从历史事实看，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会产生贫富分化，形成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压迫的制度。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使广大劳苦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困苦境地中解放出来，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过美好幸福的生活，需要有充分的物质文化财富，这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出来。《宣言》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表明了三层意思：要建立社会主义，首先要由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其次，要建立国有经济；再次，要快速地发展生产力，增加产品总量。但这都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达到目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无论取得政权、建立国有经济，还是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都服从于一个根本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宣言》也讲，这是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在1857—l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和教材中，一般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应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重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发展规律，尽管马克思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过程的，但他没有义务为资产阶级提供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与对策，他只是考察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怎样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发展为实际隶属，特别是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讲到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时，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怎样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准主要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也有其事实和理论依据。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只能以生产关系作为划分标准。再者，任何社会制度都要发展生产力，任何新社会制度生产力的发展都快于旧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不能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更不能作为本质规定。这样讲看起来也颇有道理。但是，在理论与事实上，这一观点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最本质的特点和优越性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任何私有制社会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共同富裕必须以生产力的快速和高度发展为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原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的任务，而我国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更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在发展速度上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在生产力的绝对高度上赶上和超过它。如果搞社会主义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将重视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结果只能是贫穷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正是针对这种认识和实践的误区，邓小平通过总结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得失成败，反复强调并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在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来又提出作为经典论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继承与坚持，又是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发展。过去一般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立后，是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存在生产关系的原有实现形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百年以上发展达到的水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两大原则，即快速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走向共同富裕。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观点。他指出：“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到了更加突出和很高的位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从基本原理上提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经济特点。但究竟怎样和通过什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和采用什么方法快速发展生产力?怎样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怎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他们不可能在一百年多前就提出具体意见。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后继者来探索和实现。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坚持、继承、发展与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中国化与现代化。
在研究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时，有一个应当面对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还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规定。可以从三个角度把握这一规定。第一，这是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重要内容，实现共同富裕就要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前提，为了做到这点，就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全部内容完全适合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代人以后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公有制经济充分表现出完全超越于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私有制经济已完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的任务，不会再存在了。第三，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没有剩余产品出现的条件下，不会产生私有制和剥削制度。而私有制的存在，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明了这一问题。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私有制。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在旧中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积极作用。但也应强调，必须是在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在改革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这是在中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出现的分化，我们把它称作相对两极分化，而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绝对两极分化。我国的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现在实行扶贫攻坚战、精准扶贫，在2020年要消灭贫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问题。由于分配不公平，我国存在财产积累和个人分配收入过分扩大的差距。有的富豪资产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元，年收入几亿、几十亿元，不少演艺人员年收入几千万或上亿元，为社会舆论所诟病；而低收人群体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年收入只有几万元甚至更少。这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需要跨越的一个难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肌体上的一个痛点。我们必须通过调节和完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但应明确，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实行公有制的经济中是不会产生贫富分化的。缩小相对贫富分化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陈宣明
既然共有经济与交易经济的辩证平衡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强大推动力与健康稳定的双重作用，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定是共有经济日益壮大直至实现共同富裕，这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方向，而在实际上将表现为财产权逐渐社会化、所有权逐渐社会共有化、共享发展日益普遍化等。
(一)财产权逐渐社会化
财产权社会化是物质生产社会化在产权经济上的一种折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体现物质生产社会化规律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财产权也将逐渐社会化。具体说，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物质资料生产越社会化，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等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快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物质生产全球化、经济社会系统化日益增强，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产权不再是绝对的权利，产权拥有者不能凭着产权只注重自己的利益，产权本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当代社会，产权为其主体带来了更多的义务，这是因为产权都是在社会系统化的环境里实现其权益的，必然引起种种利益关系，涉及众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所有权拥有者须在履行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相关义务的基础上享受产权带来的利益。如，汽车拥有者必须缴纳购置税、环保费、年检费、交通保险费等，否则，无法实现其产权利益。可见，财产权赋予其拥有者的社会义务愈来愈多，这是财产权社会化的突出表现。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必然伴随着财产权社会化。
(二)所有权逐渐社会共有化
既然财产权社会化或财产权带来的社会义务日益增多，使人们为“所有”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义务)愈来愈大，不如“所用”的划算，那么，以“所有”为导向的经济方式势必被以“所用”为导向的经济方式所取代，由此显示出的是生产资料或资产的所有权将从个人拥有向集体、全民拥有的方向递进的必然趋势，即所有权逐渐社会共有化。这里应注意三点：第一，财产权带来的社会义务日益趋多是所有权社会共有化的一个契机。当产权的义务大于权利收益、持有成本趋大时，产权拥有者就会放弃“所有”，转而图其“所用”(如租用)。换句话说，一旦租用工具比拥有工具更合算、更方便，人们就会抛弃“所有”选择“所用”。如，既然有共享单车可以使用，则不必自己拥有单车。归根结底，在持有成本高而使用成本低且方便的情况下，个人拥有物品或工具的所有权就会失去必要性，所有权归于社会就有了可能性。第二，生产资料或资产的所有权将从个人拥有向集体、全民拥有逐渐递进，最终实现财产社会共同占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格局，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高度发达为前提的。一旦这个前提条件得以实现，那么，全部生产资料或资产的所有权为社会共有则必然实现。这与马克思揭示的个人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资本因其有机构成(实质上是生产力系统构成)的变化发展而趋大，相对地，一般利润率就会趋小，个人资本则渐失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增值)，将复归于资产为社会所共有。第三，所有权社会共有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过程，在过渡时期其现实性在于租赁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渐进的，所有权社会共有化也是逐步的，租赁业是物品或工具的所有权从个人拥有向集体、全民拥有长期过渡的实现方式之一。若租赁业得以充分发展，租用工具十分方便，那么，人们的经济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租房很合算很方便，而买房不划算也不方便，人们就会选择租房。一旦以“所用”为导向的经济成为主流，所有权社会共有化就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共有经济就会日益壮大。
(三)共享发展日益普遍化
所谓共享发展是指全体人民共同分享共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这就是说，共享发展是以共有经济为基础的。在客观上，所有权逐步社会共有化则意味着共有经济日益壮大，为共享发展日益普遍化构筑更好的物质基础。如果共有经济越发展，共享发展的状况就会越好，随着共有经济的繁荣发展，共同富裕进程就会不断推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即共有经济与交易经济辩证平衡机制作用下，共有经济将从弱到强、从基本面到多层次、从主体到整体不断发展，直至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自《经济纵横》2018.10
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胡若痴 武清国
在原始社会以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中，“公有制”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往往社会发展程度越落后，“公有制”在经济体系中的占比越大。但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类“公有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原始社会公有制是最落后的经济形态；奴隶制社会中的氏族公有制如“井田制”，是商品经济落后情况下原始共产主义的遗存；封建社会时期西欧的“敞地”、古代中国魏唐时期的均田制以及政府专营的盐铁、手工业等，都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具有人身依附及封建特权色彩的公有制形态。
资本主义是个人私有制高度发达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主要就体现在对前资本主义时期落后公有制的破坏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以人身依附、人格化、封建特权为特点的落后的公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公有制形式就不存在了。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某些重要资源及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在“二战”后，国有化一度在西欧各国成为潮流。那么，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形式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形式之间的区别呢?有人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所以其国有制是资本主义国有制；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其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解显然不足以令人心服口服。
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之间不断斗争、此消彼长的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含义也应该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下，共同体成员“人人有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应该是：共产性，无论老少、智愚，共同体成员人人皆有均等一份；平等性，所有人之间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完全平等，无论是领袖、管理者还是普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处分权方面拥有同样大小的权利；民主性，公有生产资料的分配过程必须充分地体现最广泛的民主。这样，决定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就取决于所有权人是不是能够真正履行所有者权利。对于全民所有制来说，这在于全体国民能否履行所有者权利；对于集体所有制来说，在于是全体集体成员说了算，还是村长、厂长等少数人说了算。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我国来说，完善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建立健全代议机制，使主流民意得到充分体现；对于村庄、合作社等共同体来说，集体所有制经济面临着如何运用民主制度实现自主治理的问题。
从现实中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存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即使公有制内部也有不同形态：既包含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形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包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人自愿联合形成的公有制。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公经济，是摆脱了政治特权和权贵资本主义后通过公平市场竞争和诚实劳动形成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期准备形态。比如，在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生产资料私有的环境下，个体自由意志的充分实现为生产资料的自愿联合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私有制就有机会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在消灭了封建性、官僚化的先占权利之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弱，取决于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所有权人的权利。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6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吴杨伟 王 胜
对中国而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替代还是一致关系?比较优势是否过时?竞争优势是否是唯一的贸易优势体现?这些问题的明确，便于明晰贸易优势的内涵，利于贸易政策和经营决策的调整；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竞争力的要求，也是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需要。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学者们曾展开激烈讨论，可以归纳为五种观点和三个阶段。
(一)五种观点
1．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
熊贤良认为在不考虑货币因素时，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相分离的，中国的最优选择是制定符合国际竞争环境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构建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健全鼓励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发展最容易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洪银兴以传统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认为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面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对劳动和资源要素的替代，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不一定具有比较优势；即使具备比较优势，也因在国际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建立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符正平从静态比较优势出发，认为比较优势忽视企业创新、企业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规模经济，而竞争优势正好弥补了比较优势的不足，竞争优势显得更加重要。
2．竞争优势是一种绝对优势
盛晓白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相对的静态概念，若某些产品存在比较优势，则其他产品存在比较劣势；竞争优势则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要么处于竞争优势，要么处于竞争劣势。竞争优势是对比较优势的超越，竞争优势理论更逼近国际贸易现实。张碧琼认为竞争优势是一种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更多地强调优势的潜在可能性，体现各国不同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优势；竞争优势更多地强调优势的现实态势，体现各国相同产业生产率的绝对优势。这种观点赋予了绝对优势现代的涵义，从这层含义上来看，竞争优势是对比较优势的替代，本质上和第一种观点是相同的。
3．比较优势仍是国际贸易的基石
代表人物为翼名峰、林毅夫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坚持比较优势原则。典型代表是林毅夫等学者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构建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认为批评比较优势的声音实际上是片面地理解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和贸易发展应立足于要素禀赋，遵循产业演进客观规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正是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应进一步遵循该原则，实现产业结构的演进，提高产业竞争力。“林毅夫团队”于2017年8月21日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引起学界广泛地讨论，认为东北采取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型振兴政策，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思路，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
4．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具有一致性
熊贤良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考虑货币因素时，若两国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把实际汇率维持在购买力平价的水平，且两国贸易平衡，那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一致。张亚斌提出相对效用价格比比较优势，认为竞争优势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否定，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否定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贸易理论的一种倒退。李钢等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比较优势最强的产业亦是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产业竞争优势变化与比较优势变化呈现高度一致性。
5．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该观点认为竞争优势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应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此种观点实际上是对第四种观点的进一步扩展。王子先认为，一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该国产业和产品拥有竞争优势；只有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提升贸易竞争力；只有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在竞争中取胜；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应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吴杨伟和王胜(2017)认为，正是贸易优势的发挥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要素双向流动促成传统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中国应培育由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构成的要素双向流动立体贸易竞争优势。吴杨伟和王胜认为中国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竞争优势尚未形成，要素流动理论衔接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要素流动促成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二)三个阶段
上述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国内不久，理论界对其尚缺乏完整、系统地认识，这一时期的部分文献片面地介绍和阐释竞争优势，导致不能准确地评判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客观地解释了竞争优势理论；多数基于静态比较优势分析二者的替代或分离关系，认为比较优势应该被竞争优势所替代。第三个阶段：21世纪初以来，结合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和全球化的要素流动，学者们更多地从动态比较优势视角，结合要素流动分析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性，认为要素流动利于促成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结合五种观点和三个阶段，二者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前两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替代或相互分离关系，忽视了比较优势的认知拓展，局限于供给侧的成本优势；后三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一致关系，认识到比较优势的内涵拓展，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第一类的两种观点集中在研究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第二类的三种观点集中在研究的第三阶段，呈现出明显的认知阶段性特征。
(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一致关系
本文认为贸易竞争力体现的竞争优势实质上是一种比较优势，是相同消费者效用满足下产品相对价格的比较；竞争优势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是对比较优势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区别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分离的认知，二者是一致的：首先，从要素视角可以明晰贸易优势的来源，二者的基础都是产品优势，源于产品的成本领先与标新立异，而成本领先与标新立异依赖于要素数量优化与要素质量升级；要素是影响贸易优势的根本因素，贸易优势根源于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数量与质量，要素结构优化升级是产品优势的根本来源。其次，二者都表现为相对价格优势和非价格优势，用相对效用价格比衡量比较优势，不仅表现为相对价格优势，而且包括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等非价格优势；竞争优势表现为成本领先的价格优势和标新立异的非价格优势；这样，相对效用价格比原则可解释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规定了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这表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在法律形式上得以确立，它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内在结构上有所不同。这种经济法律形态上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结构上至少包含了两大主要内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其他土地所有权形态迥然不同。因为“集体”这一概念在民法和相关法律上并没有相应表述，民事主体中也不包括“集体”。同时，“集体”也不是按照相应的比例或是股份共有，是中国特色的所有权制度。从传统视角看来，按照股份或是比例共有归根结底还是私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某些方面借鉴日耳曼的总有制度。因此，我们在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完全可以从实现形式上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从法理层面分析，我国的集体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所有者对所有物享有排他性支配权，农户只享受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就是承包经营权。农户可以凭借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以土地入股、单独经营、契约经营和流转农地，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置，仍必须在法律许可架构下，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小组来最终决定和处置。
摘自《经济学家》2018.11
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产权
杨维瑞
马克思所有权理论是从所有制理论引申出来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经济基石。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所有权就是资产阶级全部社会关系。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了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关系，“它们是某一总体的各个环节，是这个总体的内部差别。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整个农村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国家法律制度进行强制性规范和保护，从而确保其在整个生产关系中得以顺利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与土地所有权具有内在必然联系，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经济体制上的“芯片”安排。根据科斯的产权理论，产权就是人对于物品的拥有，同时也是物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即财产所有者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相对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来说，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涵没有那么丰富，但它处于更高层级。从理论逻辑上考量，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各种设计都是从原始所有权中衍生而来，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体系或“权力束”。
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审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比单一的所有权制度更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首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产权均是农村经济基础的法律形式，前者侧重于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特征，后者则更侧重于土地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特征。其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产权都属于农村生产关系范畴，但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它具有高稳定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有权有不同形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制约着法律权利，所有权性质和内容由所有制性质和内容决定，生产关系还能适应生产力时，所有制不会产生巨大变革。但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则处于农村生产关系表面层级，具有可流动性和与生产力的直接磨合性，因而其配置制度及其优劣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再次，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与产权虽同属土地财产权利，但土地所有权的权利束相对单一，是土地的“Ownership”，而农地产权的权利束相对复杂，是土地的“Property Rights”，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权利的细分化在市场配置上更加多元和灵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发端。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且被《土地承包经营法》赋予了稳定的法律物权形态。后来，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这表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在法律形式上得以确立，它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内在结构上有所不同。这种经济法律形态上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结构上至少包含了两大主要内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其他土地所有权形态迥然不同。因为“集体”这一概念在民法和相关法律上并没有相应表述，民事主体中也不包括“集体”。同时，“集体”也不是按照相应的比例或是股份共有，是中国特色的所有权制度。从传统视角看来，按照股份或是比例共有归根结底还是私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某些方面借鉴日耳曼的总有制度。因此，我们在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完全可以从实现形式上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从法理层面分析，我国的集体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所有者对所有物享有排他性支配权，农户只享受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就是承包经营权。农户可以凭借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以土地入股、单独经营、契约经营和流转农地，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置，仍必须在法律许可架构下，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小组来最终决定和处置。
摘自《经济学家》2018.11
中国农业领域的重要阶段性变化
杜 鹰
当然，也要看到，这些年来，中国农业领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变化，从积极方面昭示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可能前景，值得关注。
变化之一，是农业产业发生结构性变革。在农业结构性矛盾的倒逼和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下，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从横向看，农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内容之深刻前所未有，使不同地区的农业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朝着更加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的方向发展。从纵向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不仅拉长了农业产业链条，拓宽了农业增长空间，而且为农业注入了新要素、新技术，使农业出现了新业态、新功能。这些变化对于从总体上提升中国农业的效益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变化之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截止到2018年8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率达36％，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计300多万家。其中，家庭农场40多万户，平均经营规模170亩；农民合作社187万家，入社农户1.1亿户；农业龙头企业12.9万家，带动了1.26亿农户；还培养了l500多万名新型职业农民。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不仅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要明显高于一般农户，而且围绕家庭农场还出现了新型商业化服务组织。例如，江苏省泰州市建立了家庭农场服务联盟，为家庭农场提供“1+6”服务；又如，四川省蒲江县建成了服务范围覆盖全县的柑橘、猕猴桃、茶叶基地，有不少民营农业公司为家庭农场和农户提供全程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服务，完全采取收费的市场化经营方式。这说明，只要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就可以推动市场化社会分工的发展，这正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变化之三，是非农产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明显缩小。农村改革40年来，中国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值的变化，明显地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在1978～2003年这26年间，两大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先缩小后扩大，总体上维持为6左右，2003年这一比值最高，为6.85；“梯莫尔拐点”出现在2004年，在2004～2016年这l3年间，两者的比值呈持续缩小的态势，从5.95下降到4.09，差值缩小了31.3％，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提升的新阶段。究其原因，这主要得益于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的加快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重要变化还不止这些，但是，这些变化已经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用的信息。
摘自《中国农村经济》2018.10
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
朱雨可等
“美好生活消费需要”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在人文主义者对美好生活的思索中窥探一二。“美好生活”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将美好生活定义为：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住房)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但他同时强调，其他生活方式只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美好生活则不同，它本身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由于人们的各种活动最后都会形成某种最终产品(美食、精美服装或者歌剧)，通过对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排序后，亚里士多德把对知识积累和知识追求中获得的满足视为最高层次的需要，即最昂贵的善。显然，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和“至高活动”视为获取知识的观点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后来的学者仍继承了他的需求层次观点，形成了实用主义和活力主义两种不同的美好生活观。
实用主义者关注人们在美好生活追求中的知识获取及其在生产或其他方面的用途，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亚伯拉罕·马斯洛的消费需要层次理论、约翰·罗尔斯关于美好生活物品分配的良序社会理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等。相比而言，活力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威廉·詹姆斯、哈罗德·布鲁姆、亨利·柏格森、马丁·赛里格曼等，他们更关注美好生活需要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在活力主义者看来，尝试、创造和探索等体验能更好反映人们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可见，实用主义和活力主义在诠释美好生活内涵时有着不同侧重点，但这并没否定两者之间仍存在理解的共识，即只有物质财富积累的生活并不是美好生活，真正的美好生活应该包含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赞美的“最高的善”。
上述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思索，使得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跟随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最终从满足生活的物质消费需要上升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消费需要的高度。由于“美好生活”和“消费需要”的内涵与外延本就十分宽泛，为了能够形成一个“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综合性概念解释，国内外学者们做出了很多尝试。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丰富性。他指出，真正的消费需要应是符合人性、有利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和巩固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需要。加尔布雷思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一词，同时表明他理解的美好生活消费需要是追求舒适的生活并同时寻求精神上的满足。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中将追求生活质量作为经济成长的最后阶段，他认为，最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从追求物质享受转向精神享受。叙瑟等学者把可持续、美好生活、消费三者联系在一起，强调生态环境在美好生活消费需要中的重要地位。斯基德尔斯基父子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探讨了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从微观消费者层面勾勒了美好生活的七个基本元素，即：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友谊和闲暇。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超越消费经济学范畴，在《消费需要论》中提出美好生活消费需要贯穿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全过程，并分别从纵向和横向阐述了美好生活消费需要。其中，纵向的消费需要包括生存、发展、享受型消费需要；横向的消费需要包括物质、精神文化和生态消费需要。至今，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在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形成明确定义，但在建构美好生活消费需要内涵时，研究者们都表达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和强烈的人文关怀。
摘自《消费经济》2018.4
“互联网+”形态下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问题
张炎钰
农村网络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无疑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但是，由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相关制度还没有完善，行业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问题。
首先，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层次还相对较低。当前，电子商务发展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市场正在进行开发，但定位较低，主要被定位于农产品供应基地。加之，当前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从事网络经营的农户文化水平有限，这些原因都制约了农村电子商务向更高层次发展。
其次，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市场化程度较低。虽然在国家政策和资金投入支撑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并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在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特别是农村网络销售比重相差甚远，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再次，农村电子商务行业标准不健全。由于当前农村电子商务进入门槛设置相对较低，导致整个农村电子商务市场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商家综合素质也良莠不齐，特别是在售后服务方面常常受到消费者诟病，很多农产品销售无论是广告宣传还是质量保证都没有统一标准，面对消费者提出的质疑，很少有商家能够拿出正规证据。加之，部分商家素质有限，经常出现维权无门、售后拖沓、调换商品时间较长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最后，农村电子商务还缺乏法律制度约束。由于农村电子商务是近几年出现的新鲜事物，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看，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法律漏洞和空白，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面对上述诸多问题，我们更需要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际，积极寻找解决对策，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摘自《农业经济》2018.11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李 定 吴朝阳
关于西方经济学普遍通用的理论分析框架，田国强做了较为完整的介绍。他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主要由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五个部分组成。西方经济学研究使用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是经济模型。他能够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字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特点
1．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长处。一是适合于构建与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相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以其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假设的严谨性，层次的分明性和表述的标准化，构建起了与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相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研究工具上，西方经济学主要特征是采用数学化的语言进行研究和理论表述，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与针对自然现象而展开的研究相似。西方经济学长于用标准化的语言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加快了各种研究模型在经济学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促进了西方经济学范式内容的充实和理论影响的扩大。二是适合于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决策和选择的理论。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西方经济学运用了微积分学的寻找最优的方法，分析了各类经济主体是如何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取舍，从众多的可选结果中选择最佳结果的。不仅研究了个人选择在不受他人影响时的决策的均衡结果，而且研究了几个经济人相互影响时的决策均衡结果，博弈论是其重要的分析工具。不仅研究了微观主体行为的决策的问题，而且研究了宏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宏观经济行为决策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决策和选择的研究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平台。三是适合于研究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西方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微观经济学阐述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使社会能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资本家得到最大的利润，生产要素得到各自在生产上所做的贡献的报酬，以致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证明了以利己心为动力的个体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宏观经济学阐述了四类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务市场、国际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机制如何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和价格水平，阐述了当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时，政府要用相应的经济政策来调控，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理论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缺陷。一是不适合于研究多层次的生产关系结构。如西方经济学也研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但它只是研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即只考察二者之间在劳动合同、工资决定上的交易关系，而不考察资本和劳动之间在生产资料所有，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上的深层次生产关系。二是不适合于研究生产方式演变和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要界定经济环境、经济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这样的研究框架决定了它天生不适合于研究生产方式的演变和制度变迁问题，因为生产方式演变和制度变迁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环境、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则的改变。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包括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派，至今未能对生产方式演变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和规律做出全面深刻的说明。三是不适合于提供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理论要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规律，就要运用适用于分析历史运动规律的历史分析方法，就要建立起与历史发展进程大体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所有的分析方法，都是同历史分析相隔离的，因而在涉及到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时，则力所不能及。
摘自《》
国外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曹建华 李风琦
国外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逐渐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尽管在此过程中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工具创新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改革和创新仍然需要以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为基础。
(一)通过直接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来提高实体经济的比较收益
这些措施主要涉及降低税率，延长纳税时间和给予直接补贴。日本的小企业可以享受较低的税率，且纳税宽限期为10个月。美国则按照个人所得税率对小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且将其纳税期限延长为6个月。同样，德国在下调小企业所得税率的基础上，对于符合条件的小企业还免征营业税。法国对于新建小企业免征5年所得税，且将其折旧率提高20％。英国为创办中小企业的失业者每周提供40英镑的补贴，意大利直接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总投资额30％—50％的资金补贴，俄罗斯则设立了小企业发展基金每年拨款10亿卢布，德国为小微企业创业提供1.2万欧元的一次性资助，法国为小微企业提供人力资本补助，土耳其则为小微企业报销最高50％的研发经费。韩国政府颁布了《信用担保基金法》，以历年财政预算为基础，同时吸收各金融机构缴纳的信用保证基金附加费成立了信用担保基金，为有发展前途但却缺乏有形抵押品的工商企业提供负债担保，需要注意的是，该担保基金的余额是可以结转的。荷兰对中小企业的所得税和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进行减免，还对小企业的安全保护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进行税收减免，并为其提供小规模的投资补助。由此可见，无论是减税、税收抵扣、延长缴税期还是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都可以提高实体经济领域中小企业的收益，从而增加其对于闲置资金的吸引力，并降低虚拟经济的相对收益率和吸引力。
(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政策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由于财政资金的有限性和财政支出的多样性。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力度是有限的，如何通过金融政策来真正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就成为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日本政府直接为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无担保的贷款。美国实施了微型企业专用贷款并将贷款期限最高延长至20年，还为年那些向商业银行贷款但是却未得到批准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还通过债券担保、担保开发公司等形式直接为中小企业的经营提供资金援助。德国在为小企业提供担保以使其获取低利率贷款的同时，还帮助企业偿还利息。印度尼西亚专门面向小微企业设立小额贷款并将其作为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额度的参考标准。某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通过发达的资本市场直接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其民间风险投资公司不仅可以通过向小企业发放贷款获取利息，还可以直接投资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日本政府则通过财政资金来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和贷款贵问题。新加坡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业务领域提供不同形式的贷款，比如对本地企业经营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业务员拓展提供专门的本地企业融资计划，对于那些规模小并且知识密集型企业则提供微型贷款支持，同时还通过支付大部分保险费用的方式为相关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保险。荷兰成立了专门的中小企监发展银行，在给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的基础上，还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由此可见，无论是直接的融资支持、优惠贷款，还是间接的贷款担保、贷款保险，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进而扩大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和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
(三)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府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研发与创新
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实现创新的主体，但是由于其研发资金有限降低了整体经济的研发效率和创新水平，所以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体现为研发投入的不足。为此，通过不同形式的政府资金对实体经济的研发和创新进行支持就成为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一是通过无偿资助的方式来进行。美国、加拿大和法国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及转移研究计划以无偿资助的形式来调动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美国还设立大量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为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贷款或者为其贷款提供充分或者较充分的担保支持。以英国风险投资信托为代表的政府资金则主要是通过直接减免小微企业的所得税来实施对其的支持。韩国则颁布了《新技术企业金融支持法》，成立了专门的技术信用保证基金为高科技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二是通过有偿的方式来进行。德国和新加坡的政府资金主要是通过支持风险投资机构和商业金融机构来促进风险资本市场的成熟，进而为中小企业的创新进行融资。尤其是德国政府非常重视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小企业，德国小企业银行为自主创业者提供不需要抵押也不改变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资本援助，而且一旦这些企业破产，企业也没有必要优先偿还这部分贷款。法国的政府资金则是通过基金或风险投资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并按照市场规则获得合理的经营收益。法国还建立了研究开发投资税收的优惠制度。规定凡是增加研发投入的中小企业都可以享受减税优惠，而且对于高科技企业政府除了减税、提供无息贷款、专项拨款以外，还提供兼职技术人员协助企业发展。荷兰设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针对九大关键领域的中小企业给予补助和为中小企业科技项目提供风险投资担保，实施创新券计划，鼓励产学研交流合作。日本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提供信贷支持，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创新项目提供低于市场利率2—3个百分点的长期优惠贷款。由此可见，除了通过财税政策提高中小企业的收益以外，各国政府还普遍重视对于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从而为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国外在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财税政策为主，金融政策为辅，鲜有直接使用宽松型货币政策的刺激手段，由此我们可以借鉴如下经验：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提高实体经济的比较利益水平和创新能力。所谓财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前者主要是对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在创业投资、技术研发和吸引就业等方面给予必要的财政资助，从而直接提离其收益水平；后者则是通过减低税率、延长纳税期限或者税收抵扣等方式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间接提高其收益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政策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这主要包括直接的金融政策和间接的金融政策。前者能够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较低成本融资支持，比如，政府可以依托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中小企业贷款部．还可以降低金融业的进入门槛，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领域。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服务；后者则是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放宽对中小企业发债主体身份的限制，同时通过创业板或着新三板市场来进行低成本的股权和债券融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对于我国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与这些国家不同，我国还面临经济体制改革和增长模式转型等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必须合理设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科学路径和可行的应对之策。
摘自《理论探讨》2018.6
大数据与金融监管
李 伟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研究显示，我国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2020年在全球的占比将超过20％。
大数据给金融监管带来积极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便是存在数据缺口，尤其是风险数据采集的缺失。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将加强金融数据整合与分析，进而弥补数据缺口，作为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体量巨大、类型庞杂且彼此关联的微观金融数据不断汇集到监管当局，给金融监管带来积极变化。
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全面性。利用大数据规模优势，建立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基金等在内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实现数据共享。同时，还可以将监测范围扩大至金融消费者，迅速观测到货币政策调整后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金融监管的全面性大大提高。
有利于加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实现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的有效结合。如通过构建具有易用性、便捷性的大数据金融监管平台，金融数据的报告频度和时效性得以不断提高，通过可视化、移动化、智能化、集成化的大数据分析结果，能够为现场监管提供准确、翔实的信息，增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有利于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大数据重在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与系统性风险高度相关的变量，进而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预判。通过收集不同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间以及跨境交易的微观数据。对风险实时监测，进而提升监管部门的风险监测能力。
大数据技术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尽管欧美等国监管当局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对大数据运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大数据技术尚未成熟，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主要挑战存在于三个方面。
面临大数据异构性和不完备性的挑战。大数据中存在很多半结构、非结构化数据，现有技术手段难以将数据组织成合理结构以进行有效整合。此外，大数据中包含一些不完整的信息和错误的数据，在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阶段，对数据清洗和质量控制方面的工具也不多。
面临金融数据统计标准不一致的挑战。受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技术等方面因素影响，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监管部门间数据的统计口径、统计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使得一些名称相同的同类统计数据无法进行比较，进而也无法有效度量金融风险的传递。
面临大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的挑战。大数据技术运用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微观金融数据很容易越过保护个人(机构)隐私权的法律边界，这既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学问题。目前大数据主要依托云技术，海量的金融数据被分别存储在不同服务器并通过云服务共享，一旦受到攻击或病毒侵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摘自《中国金融》2018.22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李 旭 李 雪等
自2007年合作社法颁布，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绩斐然，截至2017年7月，合作社总数达1933万家，是2007年底的74倍，年均增长60％；实际入社农户数超过l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5.8％。十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取得了跨越式进步，总量和社员量迅猛增长，服务领域逐渐扩大，但合作社散而不强，在合作社雇员、经营规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经济效益方面与美国相比，相差甚远。所以，我国需结合美国合作杜的发展特点，借鉴其成功经验，促进合作的发展。
(一)健全服务体系和组织机构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仅限于乡村一级服务，组织结构松散，大部分合作社的服务还停留在初级农产品生产和销售，而仓储、加工等环节的服务较少，其中仅有2％的合作社创办加工实体，产业链条短，服务功能单一。同时合作社对农户的业务指导、技术服务、信息支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到位，所以，我国应借鉴美国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和组织架构，首先，基层合作社要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发展特色合作社，同时拓宽服务领域和细化其服务功能。其次，合作社应努力向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逐步覆盖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配送，农产品的检验、分级、加工、包装、销售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服务、信息支持和经营管理等。最后，合作社应加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备地区各类型合作社之间可以进行横向或纵向联合，形成基层、中层、区域和全国性的多层次合作网络。
(二)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我国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还不够，究其根本原因，财政补贴对一般及小型合作社的扶持较少，重点支持示范性合作社，尤其是对农机、灌溉、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更新换代，而对合作社新品种、新技术等科技性、创新性方面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大。我国需学习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经验，首先，我国合作社法在收入、信贷、营销和税收等方面还需不断细化和完善。其次，我国政府应建立起由国家、省农科院、县推广站和各省农业大学共同组成的公共服务体系，合作社作为桥梁，将政府、涉农科研机构所提供的农业科技信息分享传递给农户。最后，借鉴美国实施生产者增值扶持项目的方法，我国政府也应为示范性和小型的农民合作社进行的产品增值活动提供优惠政策或授予，专项资金，同时政府需要严格监控合作社将资金运用到哪一环节，以此能够让政府的资金落到实处。
(三)拓宽资金融通渠道
融资渠道狭窄、融资困难成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瓶颈。所以，我国可以参考美国合作社向社员发行普通股票和社员资格证等方法来融资，首先，合作社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可以逐渐向股份制合作社转化，发行普通股股票，然而股票的价格不宜太高，这种普通股股票不能上市交易，只是社员的一个证明，同时政府需监管股票价格。如果社员要退出合作社，社员按照最初购买价退还给合作社。其次，合作社需要创新其发展形式，调整产权结构，为融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农民合作社应加强与期货公司的合作，通过期货公司做好农产品的套期保值，锁定合作社的生产利润，规划及优化合作料的生产。从而稳定提高合作社的利润，为合作社的生产运营提供稳定的资金流。
摘自《农业经济》2018.11
经济学动态资料（月刊） 主 办：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编 辑：高坐仓 内刊号：陕新出内连印字第9405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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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郭冠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内涵
张 霞 李成勋：《资本论》蕴含丰富的按比例发展理论
吴杨伟 王 胜：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朱雨可等：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
李 伟：大数据与金融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