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动态资料
JINGJIXUEDONGTAIZILIAO
图书馆
2019.4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由钱学森图书馆（兴庆校区）和医学财经图书馆（雁塔校区）组成，总建筑面积39540平方米，阅览座位3518个。图书馆每天二十四小时提供开放空间，此外，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展厅、星空报告厅、互助交流空间iLibrary Space（4个）、阳光沙龙、PBL Space、经济学人主题阅读空间等为师生提供个特化服务。至2016年底，累计收藏图书531万册（件），中外文报刊10089种，中外文现刊2647种。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理、工、管、文相结合，以机械、能源、动力、电气、电子、信息、材料、控制及医学、财经为重点的多学科藏书体系。近年来，引进国内外电子资源110个平台约311个子库，拥有中外文电子期刊56909种，中西文电子图书1506264种。目前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25所大学及学术机构建立了书刊资料交换关系。
经济学动态资料
《经济学动态资料》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行政许可的经济学连续性内部资料性月刊。1986年由三校合并前的原陕西财经学院图书馆创办，原刊名为《经济资料》，1999年更名为《经济学动态资料》。30多年来，已经连续出版发行360多期，主要为读者转载推荐经济学研究动态资料、前沿观点、最新信息。欢迎广大师生热情荐稿并免费索取，欢迎校内外同行切磋指导和相互交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沈 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谓“批判”,在哲学是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马克思要在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澄清这种生产方式的发生前提,说明它出现的必然性;划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界限,说明它如何必然地在自相矛盾的经济运动中生产出自身的界限,从而内在否定、自我扬弃,为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政治的与经济的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具体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母腹中孕育成熟,这是历史发展的原则性规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列出了五篇研究计划:(1)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即对现代社会内部三大阶级的研究;(3)国家,包括对“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以及移民的研究;(4)跨国生产,包括对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以及汇率的研究;(5)世界市场和危机。从研究计划看,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打算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并且马克思还预见到这一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崩溃—它同样会因为内在矛盾而在世界市场上遺遇自身“大限”,从而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现代社会朝向更高经济社会形态的过渡开辟道路。
尽管马克思没有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研究,但他留下了研究方法。从这一视野出发,我们能够看清“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方位明确历史任务进而在实践中不断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朋友圈,稳妥推进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1.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超越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积累周期我们不妨借鉴世界体系论者的研究。世界体系论堪称全球化理论的“历史学派”。尤其是其中的霸权转移论,精辟地将世界资本主义的500年历史概括为4次资本积累周期的更迭和4个霸权中心的转移。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乔万尼·阿里吉依据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指出:在一个资本积累周期中,资本迫于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其积累中心总是由利润率较低的地方向利润率更高的地方转移,其生产方式总是由物质扩张为主的阶段向金融扩张为主的阶段演进;金融扩张阶段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积累周期的衰落和下一个积累周期的开始;历史上资本主义周而复始地发生这样的周期更迭和霸权转移一十六世纪在威尼斯,十七世纪在荷兰,十八、十九世纪在英国,二十世纪到了美国。阿里吉认为,当代美国已经由物质扩张阶段进入金融扩张阶段,这是霸权危机的信号,随着过剩资本流向中国,中美或将进行权力交接。
就全球化的“过去”而言,阿里吉的研究非常深刻,但理论视野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中国不是世界要本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决不会做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下一个霸主。现代世界体系论立足的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视野,而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前者是“旁观”视野,用以解释全球化的过去;后者是“实践”视野,能够开创全球化的现在和未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理论上是指“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在现实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否定”逻辑在社会生产中的展开。
纵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似乎总是能够自己想出办法,自己克服危机：克服了自由竞争的危机,于十九世纪末步入私人垄断的阶段;克服了私人垄断的危机,于二战后步入国家垄断的阶段;克服了国家垄断的危机,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步入国际垄断的阶段。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一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每一次危机的克服,都是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否定;每一次的自我否定,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朝向自己对立面(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转化的途中又迈出一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次“打败”资本主义的依然是它自己。正如《资本论》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全球性危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还带来了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许多非传统问题,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并提议将之作为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关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四大原则、五大目标：在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原则上,建立起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四大原则、五大目标,反映出与以往的全球化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明形式。资本主义全球化,追求的是资本的全球生产和积累,任由少数人的私利和一国主权凌驾于全球公共利益之上,导致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冲突激化,甚至历史性倒退的逆全球化思潮;而中国方案的全球化,则力图通过合作共赢把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为新的人类文明打开历史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全球化方案的重要实践载体。2018年4月,习近平在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时指出:“‘一带一路’不像国际上有些人所称是中国的一个阴谋,它既不是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什么中国的图谋。”关于“一带一路”的性质,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更是反复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的历史方位十分明确:它不是中国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资本积累周期的下一个霸主,而是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性超越;它不是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是致力于开创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模式;它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在竞争中积蓄力量、积累优势,为人类文明朝向更高阶段演进做好准备。
2.在全球金融化时代审慎前行
全球金融化或金融资本主义,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及“虚拟资本”的概念,他注意到,当那些原本不是资本的东西,比如各种股票、证券等能够带来周期性收益的所有权证书也被当作资本时,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考察需要增加进这一变量。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是相对于实体资本而言的,《资本论》的第二卷已经完成了对实体资本(马克思把实体资本称作产业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的周转与循环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法亭发现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种他称之为“金融资本”的新现象,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为对抗平均利润率下降危机而出的高招。
根据阿里吉的判断,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保全利润率已经步入了金融扩张的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可看作是美国资本主义霸权从物质扩张阶段转入金融扩张阶段的标志性节点。从表面上看,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应对欧洲国家黄金挤兑和越南战争财政赤字的无奈之举,在深层次上,则是美国资本主义为应对平均利润率下降压力所寻求的“脱实向虚”之策。之策。美元与黄金脱钩,意味着货币从此不再以价值实体(即抽象劳动)作为自己的内容,挣脱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束缚,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或虚拟货币(以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为基础),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据信,目前全世界的虚拟经济(虚拟财富)规模大约为实体经济(实体财富)的几十倍。在人们对经济形势充满信心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各自相对独立运转,互不妨碍,虚拟经济甚至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一旦人们失去信心,虚拟财富被要求兑现为实体财富,就会导致实体经济崩溃。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金融风险高企的时代背景。
第一，实业优先,产业互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对技术、市场、资金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新的全球价值网络。“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单方获利的全球化方案,而是连接世界各国形成全新价值网络,对技术、市场、资金和劳动力重新进行全球配置的一种新理念、新实践。虽说今天的虚拟经济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大不相同,但马克思留下了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方面考察资本循环和周转的方法。实物补偿就是使用价值生产的补偿。在这一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发展实体经济意义重大。五年来,中国发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项目顺利推进,以中巴、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海陆空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具有很大差异,有的拥有丰富的能源和自然资源,有的拥有丰富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大部分沿线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能与中国产业形成较强互补。1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方面具备强大生产能力,对外输出和转移这些产业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通过产业互补和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提高有效供给和满足更高需要,推动形成新的全球价值网络,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探索提供货币公共品,努力降低金融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意味着二战后由44个国家或政府共同建立起来的货币公共品体系的崩溃,从此世界面临着“货币锚”缺失的公共品短板。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面临这一问题,表现为货币的私人品(资金供给方面)相对丰裕,而公共品短缺。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就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而言,本币互换协议是需要长期推进的突破方向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债务融资的输出国,必将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如何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下,探索提供经济一体化环流中的货币公共品,是中国未来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第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与沿线国家共同可持续发展,不断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以单纯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计划,也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要实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性超越,必须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一带一路”建设的许多项目需要政策通先行,由政府出面协调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兼顾各参与国的不同利益,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而且,不少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投资大周期长,面临更大的投风险,私人资本难以盈利,不愿投资,只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才能解决这一难题。目前中国基建领域的龙头企业基本都是国有资本控股,具备国际竞争优势,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必须保持清醒的历史意识和肩负更高的历史使命,除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为倒逼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做出努力之外,还应自觉承担更多国际社会责任,切实落实好平等、互利、共赢原则,保障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可持续发展,为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朋友圈做出贡献。
总之,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问题与风险,要抓住症结。其中最关键的是,在理论上跳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局限,发展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全球化理论;在实践中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避免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和霸权主义的老路。这个牛鼻子抓住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摘自《当代经济研究》2019.1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保障思想
张小瑛
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社会保障,虽对工人阶级生活中的风险具有防范功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因而具有人类社会一般的进步性质,但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具有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目的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阶级局限性。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历史实践中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保障思想,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性质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
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积累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无产阶级由于相同的遭遇、利益诉求及相似的生活状况,伴随资本积累而日益集中起来且不断壮大,组成具有强大力量的集体或团体,联合起来进行起义,对抗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的广泛传播,将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为阻止工人运动、拉拢工人阶级、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赢得工人阶级对德国统治阶级的服从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德国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形式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通过立法形式,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在覆盖面上仍然有着很大局限,没有使最需要救济的贫民及其子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受益,直接受益者只是雇佣劳动者,社会保障的目的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严重打击。经济大萧条使大量工人被解雇,庞大的失业群体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消极影响。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求助于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责任并非普遍由国家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增强社会的凝聚力,1942年英国出台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基于国家利益而非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由国家提供福利来改进国家保险、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待遇标准,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并由国家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英国建成第一个福利国家。尔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建立起社会福利制度。伴随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逐渐被广泛运用,政府的作用越发得到重视,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及受益群体逐渐扩大,社会保障项目和社会福利规模也逐渐增加。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增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也应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资本主义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各种不利影响而引发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本质上是用来缓和劳资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此其不可避免地具有资本主义特有的阶级局限性,保障范围和规模都会受制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社会保障所需资金“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所以但凡是资本有能力保证劳动力顺利再生产,进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的地方,是绝不会采取社会保障措施的,只有在他们自身的利益需要下才会在无产阶级面前呈现一副慈悲面孔。资产阶级之所以会这么做,也是因为他们要从无产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只是资本在感到力量薄弱时所需要的拐杖或避难所。而且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好心地、白白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施舍,只不过是和无产阶级做了一笔对资产阶级自身有绝对好处的买卖。他们会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打扰的权利。”“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因此,就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而言,资产阶级做出的对工人阶级的保障,“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资产阶级“他们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而且通过这种欺骗性的慈善机构的慈善行为和活动,的确能使资产阶级利用对无产阶级的小恩惠来塑造其“救世主”“大恩人”的形象,并满足他们伪善的心灵,使其得到安慰。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也确实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收入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甚至带来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繁荣与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积极一面。但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型依旧改变不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命运,“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
(二)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观其阶级局限性
伴随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其支出费用日益膨胀,甚至引起巨大的财政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结束,经济遭遇滞胀危机的困扰。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失业率高居不下等加剧了财政危机,劳资矛盾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兴起,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由于社会保障支出触及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历史转变时期,社会保障首当其冲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大幅削减福利如,微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开始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缩小社会福利发放范围,大幅缩减社会保障支出费用。美国里根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主要也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减少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责任,转由州及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相关责任,并推动社会保障私人化、市场化发展,促进个人及企业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积极参与和投入。经过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缩减社会保障支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暂时得到缓解,经济恢复较快增长,但贫富分化却目益加剧,劳资冲突进一步尖锐,甚至危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多元化发展。同时,题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民生问题上升到主要位置,并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第三条道路”,即既要“看得见的手”的国家干预,又要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将二者结合,促进社会保障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保障思想逐渐形成。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下,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了医改计划,旨在改变美国作为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健康保险的国家状况,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赋予占美国总人口15%的约4600万中低收入阶层以医疗权利。2这一计划的基本目标在于实现医疗保障的广覆盖和低成本。原本这一计划要由政府来提供全民医保，主张通过政府补贴将更多低收入者纳入医疗补助体系及强制无保险的个人购买保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制约,这一计划没有通过,直到将政府提供全民医保改为由市场提供才得以通过。全民医保计划虽然出于适应资本主义整体利益的需要,但由于损害了保险公司、医药企业及医师协会等利益集团的利益,因而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抵制,最终使全民医保计划无法实现。特朗普上台后叫停“奥巴马医改计划”,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
综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实践的分析及对其性质的批判认识可以发现,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通过不断改革,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日趋完善,保障范围和给付标准等也在逐渐扩大与提高,但只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的阶级属性必然使它难以真正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所谓的自由、平等、公平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真正实现工人阶级生活保障的生产关系基础,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性才能得到真正体现,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充分实现。
摘自《经济纵横》2018.12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刘 刚等
（一）重农学派的核心思想
魁奈与法国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
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游则,孟德斯、狄德罗、卢梭等思想家也无不崇尚自然法,这种“法”包括自然、秩序、权利、游律等方面的“自然”规则与规律。魁奈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在启蒙方向上的差别在于: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也认为“魁奈和他的门徒们应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考虑到重农学派对“自然秩序”的广义概括,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甚至认为:“他们有资格被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
正如魁奈的一位追随者所完成的著作《自然秩序和政治社会的原理》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在于它的“自然秩序”概念,另一位学生杜邦对重农主义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然秩序的科学”,罗斯巴德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则强调,他们的自由贸易概念在狭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了现代的自由贸易学说。
关于“自然秩序与自然法则”,魁奈《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第二条就明确指出:“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规律的指导。”至于自然秩序的具体内涵,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最后一章“对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范例的中国的理论”做的“系统的汇编”中进一步强调了其在《自然权利》中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基本物质法则和基本道德法则“这些法则加在一起,形成所谓自然法则”,“形成国家的道德体和政治体”,“以便于人们所必需的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关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魁奈认为:“管理工作就在于使实际秩序和自然秩序相适应”,因为“自然法内含着规则,以及规则的显而易见的优点,实在法只是显示规则”,实在法的“目的在于确立政府管理的方式,保证遵守自然法”,即政权的“目的在于运用同自然法相适应的实在法来管理国家”。自然法“是自由遵守的,没有任何强制性,只依靠自利动机的作用,向人们指出遵守这些法则可能获得的好处”。此处对自利动机的强调,显然已经隐含着斯密后来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更加清晰的概念。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自然法,魁奈在指出“必须使行政权力和国家服从于这种最高的立法”之后,认为“因为这种立法是通过教育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获得的理性之光向人们显示出来的,这种立法除了让理性本身自由发挥作用以外,不容许有其他的支配作用”,并强调:“只有依靠理性的这种自由运用,人们才能够发展经济科学,而经济科学是奠定国家统治基础的一门伟大科学。”
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斯密和其他英语世界的学者所使用的“自由放任”一词即来自法语词汇 laissez-faire。
作为魁奈的密友和重农学派的同路人,杜尔阁对于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论述简洁而深刻,即便是现代奥地利学派宗师哈耶克也未必能像杜尔阁那样说出如此透彻、简明的话:“无须证明,每个人都是他的土地和劳动是否达于最佳利用状态的最好评判者。只有他拥有特定的知识,而若没有这些知识,即使最开明的人也只能是盲目地争吵。他通过重复试验、通过他的成功和他的失败来学习,他获得一种对于经济活动的感觉,这种感觉比无关痛痒的旁观者提供的理论知识更为精巧得多,因为它是由欲望所激发出来的。”自利的欲望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在自由市场上的个人利益必然且必须总是与普遍利益和市场趋势相吻合,否则就是毫无理性的白费劳动。总而言之,重农学派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
（二）重农学派对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深刻
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宗师魁奈。事实上,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优点,也延续了其缺点,因为“他从未完全摆脱重农主义者的影响”,即使在批评重农主义的时候,“也总是怀着最高的崇敬心情”。斯密认为:“在以政治经济学主题所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这个学说(即重农主义)也许最接近真理,因此这个学说非常值得所有细心研究这个极重要的科学原理的人去留意。”对于重农主义“认为完全自由是使再生产尽可能最大增长的唯一有效方法”,斯密强调:“这种论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似乎都是公正的”。对于魁奈本人,斯密认为他是“最聪明、最具洞察力的鼻祖”,并强调他以《经济表》研究了“在完全的自由状态下,因此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的生产与分配问题。
至于延续重农主义的缺点,20世纪前半期在全球经济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法国版《经济学说史的两位作者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强调:“我们还应记住斯密除了与重农主义者有私人感情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沾染上了他们对农业的偏爱。”并进一步强调:“认为斯密是工业主义的先知先觉,并将他与袒护农业的重农学派对立起来,是再错误没有了，虽然大家常有这种看法。
1776-1789年,斯密对《国富论》反复修改,再版5次,加上初版之前的写作和准备时间至少耗时20年,但从以下分析可知,杜尔阁和魁奈对此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熊彼特、罗斯巴德无不赞叹其简洁清晰且近乎完美。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事实上,若非魁奈在《国富论》出版前两年去世,斯密将会把著作献给他。从斯密对重农学派和魁奈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相信此非虚言。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英译者在其1898年的译序中,结尾处说:“现在一般都承认,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不少的地方都具有显著的重农学派的特征。人们可能会发现,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的写作,重农学派的贡献在另外两方面还更大一些——它使亚当·斯密想到许多他本人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同时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他本人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1
新时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刘泉红 王 丹
迈入新时代,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纳入中央改革的顶层设计,从“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跃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崭新高度,其意义非同一般。然而反观现实,也要看到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仍面临盘根错节的历史问题和参差错落的现实矛盾。对此,需要梳理和明确主要难点,找准根源,才能助力混合所有制改革爬坡过坎,最终在改革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改革原动力不足
一是国有企业顾虑重重。其一,国有企业决策者和经营者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黑锅”。由于改革中容错机制细则设计不到位,大部分国有企业担心无意间会触碰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导致其改革的主动性相对缺乏。其二,有的企业因具有暂时的优势地位,担心股权多元化带来的决策机制复杂化,会造成国资与民资常常陷入“控股权之争”,拘泥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识而抵制改革。其三,担心改革后的企业遭遇政策歧视,在融资成本、土地使用等方面丧失优势。二是民营企业纠结徘徊。民企虽然希望通过参股国企获得吏多的市场和资源,但是担心自身实力较弱,害怕混合后缺乏话语权,不能正常参与公司决策程序,自身利益会因此而受损,因而始终处于矛盾的观望之中。此外,民营企业还担心混合后无法摆脱行政性干预,国企的管理体制会侵蚀民企的活力和效率。三是地方政府瞻前顾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有了意见等办法、有了办法等细则、有了细则等案例”的现象。这表面看是怕“错过一个机会,错失一个时代”,实际上却是抱着“等靠要”思想,认为目前追责多、容错少,不改革出了问题有政府兜底,改革出了问题要自己兜底,不愿承担国有资产流失、内部利益输送、员工安置不稳定等风险,怕被问责。这导致一些地方不敢在集团公司与核心业务板块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仅仅浅表性、象征性地在一些不大重要的下属公司做做样子,少数甚至任凭企业在等待中走向衰亡。
(二)存在较多现实阻力
首先,国企对民营资本的吸引力有限。一是适合的项目少。由于国企有着自身特殊的定位,因而其很多项目缺乏理想的盈利空间,对非国有资本缺乏吸引力。二是适合的对象少。国企的很多项目都是投资体量比较大的项目,且其非经营性资产体量大,难以盘活。对于这类项目,非国有资本往往实力不够有心无力。三是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对象少,导致引入财务投资者容易但引人真正的战略投资者难。其次,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难以深度融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寄希望于各类资本可以协作共赢、实现包容性发展,但现实却复杂得多,很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由于存在定位、理念及决策流程的差异,可能使国企与民企之间因为投资比例、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投资决策、经营理念和目标分歧等原因造成争权夺利、相互拆台、相互掣肘的情形,最终导致经营和决策效率低下。
(三)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难
一是历史包袱“难卸”。很多国企是从资源型和传统型产业发展起来的,老企业多、冗员多职工身份置换难以及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僵尸企业处置、历史债务、资产核销、“三供一业”等难题,成为吸引非公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障碍因素。二是思想观念“难转”。部分国企职工还存在“铁饭碗”的老观念,特别是国企职工身份要转换就必须拿经济补偿金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部分年龄偏大的职工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一定抵触情绪。三是改制成本“难补”。企业改制为非国有绝对控股,需要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预留离退休职工费用等。同时,按规定向地方移交离退休人员时,地方政府表现消极。
(四)国资管理行政化严重
一是董事会职权落实不到位,决策权虚化、弱化。董事会自主决策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一些企业虽然股权“混”了,但机制却没建起来,仍然需要向实际控制人层层请示,董事会就是走个程序,而这种“新瓶装老酒”的改革收效甚微。一些民营企业反映,参加混所有制改革就怕董事会发挥不了作用,没有话语权。二是片面追求绝对控股,习惯于保持“一股独大地位。部分国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追求绝对控股的倾向,希望“说一不二”,不愿相互制衡,还大量存在“一把手”“一支笔”“一句话”等情况。这导致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仍然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善国企预算软约束、保护小股东权益等目标也很难实现。三是对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企业监管差别不大,难以真正体现“同股同权”。实践中,国资监管机构仍然沿用对绝对控股乃至独资国企监管的方式来监管混合所有制企业,名义上下放的监管权限其实质性内容不多,在企业投资决策、薪酬激励、工资总额管理、选人用人等关键事项上,仍然管得过多、过宽、过死混合所有制企业很难放开手脚闯市场。四是层层委托代理,行政化色彩较浓,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委托代理的链条过长导致企业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大大降低决策效率,并且很难找到真正的企业盈亏最终负责人。同时,过度复杂的决策程序也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如,一家制药上市公司由某市国资委出资21.5%相对控股,按照现有流程,重大事项决策一般需要耗时6个月左右,而类似决策民营企业仅需不到1个月。
(五)配套改革政策进展迟缓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的推进涉及资产评估增值、股权现金交易、土地变更登记、抵债资产处置等多个环节,但相关配套改革进展迟缓阻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体进程。一是导致资产定价难。受历史因素所限,一些国企在过去了几轮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资产确权不规范、股权变动未审计、产权交易未进场等问题。这些问题由于时间久远而变得难以回溯处理,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都一一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企的投资意愿,特别是担心国有资产定价难会给未来留下发展隐患。二是导致税收问题难解决。改制的每个环节都可能涉及不同种类的税收问题。如,按照现有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可能涉及股权现金转让或增发新股应缴所得税,因资产评估增值需缴纳的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注入所得税和增值税及附加、房产税、印花税等,但目前政策只支持税收递延方案,未有相应税收优惠,从而大幅增加了企业的改革成本。三是导致债务剥离困难。国有企业过去承担了较多的会公共职能,持有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并对应着巨大的政府债务。在资产剥离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仍将债务留在企业,这就降低了企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此外,还有部分企业净资产为负,无法出资其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对大股东的欠款,一般做法是债务豁免,但根据要求,在债务处理过程中除全资子公司外均需缴纳所得税,这就降低了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
摘自《经济纵横》2018.12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吴红蕾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就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而且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也有一定冲击,对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和金融业发展产生一定阻碍。
（一）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一定冲击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均在3000亿美元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高,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经贸摩擦对部分外向型企业有一定冲击,使企业成本增加,可能面临减产歇业、调整重组的挑战。中美贸易原来是一种互补型贸易,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向高端、高科技领域迈进,在芯片、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国与美国构成一定竞争。但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对中国禁售科技产品,打压高科技企业,对新兴、高科技行业有较大影响,不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阻碍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对大宗商品贸易产生影响。
1.对农产品贸易有直接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大宗商品市场受到较大影响。在农产品市场,我国因饲料、食用油和生物燃料等方面的需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购买国。无论是从全球看,还是就美国而言,中国都是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已成为美国向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据统计,美国每年生产的大豆有1/3出口至中国,总价值约140亿美元。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冲击较大,由于进口大豆规模降低,对国内市场大豆的需求不断增加,短期内由于大豆的供不应求可能使国内大豆的整体价格上涨的机会增加。另外,由于我国畜牧业对大豆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大豆进口成本增加,必然会导致肉制品的价格上涨,最终可能引致国内物价的上涨。
2.对钢铁、铝行业有间接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在世界钢铁生产总量中占较大比重,但我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量较少。2017年,在美国进口钢铁总量的3593万吨中,进口我国的钢铁仅为78.4万吨,仅占美国进口总量的2.2%。随着我国国内市场对钢铁消费需求的增加及对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我国钢铁出口至美国的比例将逐渐缩减。此外,相对于直接出口而言,我国通过全球价值链向美国市场最终提供的钢铁、铝产品不断增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通过国际市场,我国生产的钢铁、铝产品有相当大的比重间接出口至美国。以韩国为例,韩国六成以上的进口钢铁来源于中国,而韩国又有12%的钢铁出口至美国,所以美国将高额关税施加于除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国家,对韩国出口至美国的钢铁产品也有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其对中国钢铁的进口量。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钢铁、铝业的间接影响不容小觑。
（三）形成对证券市场的较大利空。
自美国于2018年3月23日宣布将对我国增加关税后,我国股票市场便呈疲软状态。许多投资商对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深感忧虑,进而导致市场恐慌。美国于6月15日对中国正式实施上述行动,而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随后中国股票市场大幅下挫,上证指数快速下探,仅仅一个月内便下跌240点左右,而中美宣布正式执行关税政策的当日,即7月6日上证指数跌至2691.02点,刷新了两年来的最低记录。自2018年3月至2018年7月,上证指数共有接近500点的跌幅。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波及下,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市场更加谨慎,纷纷采取相关避险措施,市场投资热度逐渐下降。从10年国债收益率的表现看,2018年3月至今保持平均0.3%左右的跌幅。201年1月中美利差为1.6%,但自从贸易摩擦加剧后,该利差开始呈断崖式下跌,目前位于0.59%0.7%。但2013-2018年,中美利差只保持1.25%的中位数和0.49的最小值,如果中美利差长期趋于历史最低位,资本外流的形势将难以控制。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无论美方加征关税,还是中方被迫反制,中美在这场经贸摩擦中都会受到一定冲击和遭受一定损失。但总体看,贸易摩擦本身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有限影响可控。
摘自《经济纵横》2018.12
全球现代化演进趋势
郭春丽
现代化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变的持续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是时代特征鲜明的动态历史进程，其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工业革命后,现代化表现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换，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低碳技术等新兴技术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等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公平发展、和谐发展等发展理念成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现代化内涵更加丰富。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化深入发展的第一动力。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运动先后经历了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变革为标志的四次浪潮,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革。未来30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推动经济、社会、生态、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革,带动现代化深入发展。
新技术广泛应用推动经济创新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转移。新科技产业革命带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重构,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网络化、服务化趋势明显，知识型、网络型、分享型服务业将获得长足发展,产业组织形式将逐渐从城市大规模集聚生产的大工厂、大企业转向分布于虚拟网络空间中各个节点的家庭和社区。中产阶层向往美好生态环境、乡村田园式生活，城市人口可能出现逆向流动趋势。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进入网络化、一体化和包容性更强的新阶段。全球经济治理除了继续关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议题外,还将聚焦于智能制造、交叉行业、混合行业的标准统一,网络空间的开放与监管,非物质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竟争等方面。
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促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变革。新科技产业革命对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带动形成全民学习型社会,而人的素质提高将对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权益提出新要求。知识、技术和高级人力资本将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对收入分配如何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带来新的难题。新科技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生活社区化、分散化,将推动社会由政府控制、政府管理向社会选择、共同治理转变。
绿色低碳循环技术推动生态文明现代化广泛发展。互联网和新能源、先进制造相结合,分布式、智能化、低碳化的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制造技术在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推动生产绿色化、生活低碳化、生态优质化、资源节约化,提高环境承载力,提升全球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文明水平。
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倒逼政治现代化深化发展。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政治提供更多信息和更方便的平台,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和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更强,政治社会化、民主化趋势更加明显。政治参与的多元化,要求建立更为科学的决策机制、高效率的行政机构、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和有效的民主监督体系,对政治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高度信息化推动多元文化在广泛交流和碰撞冲突中向深度融合互鉴发展。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将彻底打破分离封闭的文化时空,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代表现代先进文明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广泛传播,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多元文化难免发生某些冲突,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冲突,但大趋势是在曲折中向深度融合互鉴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中国智慧将对现代世界文化提供重要启示。同时,国家文化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摘自《改革》2018.11
方兴正艾的新绩效预算
马蔡琛 朱旭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强调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以减轻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服务水平,从而推动了很多国家的财政管理改革,绩效预算由此得到复兴。2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为代表的OECD成员国,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启动了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改革。与传统绩效预算相比,新绩效预算在实施基础、配套改革绩效评价、信息应用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1.更加重视立法机关的参与
绩效预算的成功实施,不仅要靠行政机关的推行,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配合。OECD在各国绩效算的实践和进程报告中指出:行政部门通常是绩效预算的发起部门,可以推动绩效预算的具体实施,但具体推行还会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缺少立法机关的支持和参与是传统绩效预算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各国实施新绩效预算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一因素。首先,立法机关在绩效信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加拿大,国会对于更多信息的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行政部门监督结构的改善。同样地,美国国会对于绩效目标设定的更多参与,促进了2010年美国政府绩效与结果现代化法案的出台。因而,立法机关对绩效信息需求的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绩效预算的实施。其次,在实施新绩效预算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日益重视加强绩效预算和绩效评价的立法工作。美国1993年通过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是全球第一部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法案,使得政府绩效管理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确立,并强制要求联邦机构根据部门使命呈报战略规划、编制年度绩效计划、提交绩效报告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现代化法案”( GPRAMA),对早先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框架做出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绩效预算改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其不会因为行政首脑的换届而停滞。法国于2001年颁布了新的“财政组织法”,提出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模式并规定从200年开始全面实施。波兰绩效预算的法律基础,是由2009年的“公共财政法案”奠定的,该法案要求审查机构监督绩效计划的实施情况,并规定内阁在提交年度绩效报告的同时,还要引入三年期财政框架。成功实施新绩效预算的国家,几乎都有相应的法律基础。比如新西兰的预算绩效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一系列立法来推动改革的进程,如“国家部门法案”“公共财政法案”“财政责任法案”。澳大利亚通过“预算诚实宪章”和“财政管理及问责法案”等法律法规,规范了支出机构的预算管理。最后,各国立法机构在预算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进一步推动了绩效预算的实施。美国审计总署的审计和评估,促进了行政机构和立法部门在预算发展上的对话与协商。英国的国家审计署每年进行货币价值审计,以检查政府支出的主要领域,进而促进政府部门改善服务。
2.更加注重政府成本会计改革
对成本的精确核算是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的前提。如前所述,收付实现制会计并不能准确计量政府活动的成本。政府会计改革的滞后是传统绩效预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推进新绩效预算改革中,大部分国家进行了与之配套的政府会计改革,从而将权责发生制原则引入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会计更为关注成本分摊和资源的使用,由此可以得到应用于绩效预算的信息。比如,1990年由美国财政部、预算管理办公室(OMB)、审计总署(CAO)共同组建了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 FASAB), FASAB在对政府会计信息和财务报告的使用进行研究之后,主张实行权责发生制。新西兰的政府会计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变革,从1989年的“公共财政法案”要求政府部门实施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到1994年的“财政责任法案”,已然全面构建了基于权责发生制的财务系统和预算系统。
3.促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
传统绩效预算提供的绩效信息主要是单位成本和工作量分析,政府各机构倾向于使用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进行绩效评估。产出是定量指标,并不能说明政府活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并且受技术的限制,产出指标和成果指标不能得到很好的测量。而新绩效预算更重视结果,强调以结果为向,反映了政府机构对目标的完成情况,说明了政府活动产生的各种影响,例如,法国中央政府在2005年公布的绩效指标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对公众的社会影响(更加重视效果而不仅是产出),二是对使用者的服务质量,三是对纳税人的效率。
指标的设计是绩效评估的重点。澳大利亚以绩效管理循环和绩效改善循环为基础框架,将目标和产出框架战略规划和平衡计分卡结合起来,其中指标设计方面分为结果指标、产出指标和管理项目指标三类。波兰的财政部在咨询了预算领域的专家和绩效改善后,建立绩效指标库以提升绩效指标的质量。荷兰强调其绩效指标的有用性和有效性,更为注重那些对外部问责性有用或者能确定资金分配水平的指标。此外,绩效指标必须得到各部门的认可,这样才能障低绩效预算的执行难度。在英国的绩效预算改革中,绩效目标、评价指标都是以部门为主来推进的,财政部等预算管理机构进行指导,并向其他绩效管理者、技术专家等征求意见。
4.致力于绩效信息的提供和使用
海量的绩效指标和绩效信息并不是绩效预算改革的终点,绩效预算的核心是要将绩效和预算联系起来,利用绩效信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运用评价结果进行决策。如果在预算决策时不使用绩效信息,那么绩效预算的实施也就难以获得成功。因而实施新绩效预算的国家,在促进绩效信息的使用方面更是竭尽全力。
(1)以中期预算框架突出资源的战略性配置促进绩效信息的使用,首先体现在提倡将绩效信息贯穿于预算的全过程。伊梅尔认为,通过在中期预算框架中引入绩效信息,可以建立一套公共财政的绩效评估框架。具体而言,首先将绩效信息和部门的战略决策联系起来,然后通过确定政策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与部门使命和战略目标相适应。
从实践上看,许多国家建立了中期预算框架。例如,在美国,无论是1993年的GPRA,还是2010年的GPRAMA,都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向预算管理办公室和国会提供不少于五年的战略规划。澳大利亚政府每届任期三年,各部门都要制定相应期限的中长期财政计划。英国政府每隔五年会对政府政策和支出进行全面审查,确定未来五年的政策和支出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部门战略规划和目标。
(2)建立综合绩效信息与预算分配的联系
随着绩效预算的实施,绩效信息得以不断丰富,然而庞杂的绩效信息,又对行政人员和立法人员的信息使用提出了挑战。立法机构的相关人员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分析绩效信息。为了促进国会对绩效信息的使用,法国预算部门一直在致力于减少指标的数量,试图将结果与资源分配联系起来,2015-2017年绩效指标减少了24%,降至118个项目、635个指标。波兰将其绩效预算子任务的数量从698个减少到353个荷兰将其绩效指标减少了30%-50%。缩减绩效指标的数量,提高绩效信息的质量和有用性,使其在预算协商和预算分配时能被充分考虑。
为了探求绩效信息与预算分配的结合,小布什政府开发了PART系统,试图将绩效评估和预算决策整合起来,削减或重组不太有效的项目。比如,在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共对154个项目进行资金调整,其中5个项目资金被大幅度削减,99个项目被终止。韩国利用预算项目自评机构对项目进行评级,企划财政部根据评级结果来减少无效项目的预算,例如2005年企划财政部就减少了无效项目预算的10%。新西兰为了将结果纳入预算决策,开展了三个方面的改革:改进结果信息质量、要求在决策过程中使用结果信息、开展影响评估。具体来说,新西兰推行了“政策建议过程”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了三个指标,即状态指标、效果指标、风险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明确什么领域是政府应该关注的和干预的，同时也可以测量出干预的效果如何。
5.引入企业管理的思想与方法
新公共管理这一术语是由英国和澳大利亚学者胡德及杰克逊于1991年总结提炼出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旨在推动公共部门的“企业化”,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以提高政府效率)。这种思潮对于新绩效预算改革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新绩效预算强调对一线管理者赋权,在行政机构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时给予其更大的灵活性。
受此影响,许多企业管理的方法被引入政府部门,以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如平衡计分卡、标杆管理、作业成本法等。有学者曾对美国和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绩效测量和平衡计分卡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在收回的184份反馈中,大多数政府部门在构建绩效指标体系时借鉴了平衡计分卡的思想;40%的管理者对平衡计分卡特别熟悉,部分引用了平衡计分卡;7.5%的地方政府完全引入了平衡计分卡,其管理者对平衡计分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外,企业用于归集成本的作业成本法也被引入政府部门。作业成本法的引入可以更精确地核算部门和项目的成本,促进预算绩效控制指标的构建,同时提高了绩效指标的可信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在政府部门引入了作业成本法。
相较于传统绩效预算,新绩效预算不仅取得了立法机关的支持、有匹配的政府会计制度,还致力于建立内部市场结构，这也是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所采取的行动,也恰恰是新绩效预算的“新之所在。内部市场结构的建立,使得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各机构之间展开竞争,可以出现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的局面,以此促进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摘自《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
“三权分置”下农民土地权利的权能内容和内涵指向
郭冠男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在明确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强化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权利,如此才能保障建立在集体所有权上的农民土地权利。首先,必须硬化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地位。尽管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
集体所有,但由于集体仅仅是一个群体概念,并不是一个可以人格化的权利主体,也并不可以独立行使所有权。集体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化进一步导致农民权利不完整,也是在实际经济行为中农民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改造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等,对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进行明确。同时,对农村集体对其所有权的行使方式进行界定,也就是说,要明确界定集体对土地的处分权。从所有权一般概念看,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就包含着对土地的处分权,但事实上,集体作为农民土地所有权主体对土地并没有实质性的处分权利。农村建设用地并不能像城市建设用地一样使用,只有将农村耕地或者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征收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将集体所有转换为国家所有后,才能进入土地市场流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大大稀释和弱化。未来必须通过系统改革结合征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一定的、可明确行使的处分权。
(二)农民对土地的“分配权”权能经过“三权分离”,农民的使用权明确分为分配权(或称为“成员权”)和实际占有使用的权利,通过分离,两个权利的权能更加明晰。分配权(或称为“成员权”)不能自由转让,只能转让给同一集体组织的成员。这个权利最重要的权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取得,即基于其集体成员身份的分配或者继承。二是权利的退出和消灭。如,农民进城后主动向集体退还土地,或者因为国家征地、自然灾害土地权利灭失。在向集体退还土地中,农民依据此权利应获得相应补偿;在征地等行为中,农民应依据此权利获得征地补偿。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看,农民的这部分土地权利,实际上是现行制度下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中体现公平的部分,它保障了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部分权利也正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中不适合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部分。明确地保障农民的这部分土地权利,是农民土地得以避免大规模兼并、农民避免变为“三无”人员(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我国避免出现“贫民窟”问题等的必行之举可以说,保障农民的这部分土地权利是我国的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三)分离出来的市场“交易权”权能通过“三权分离”,将农民土地权利中包含有集体成员权这一无法进行市场交换的权能分离出来后,这部分可以被完全物权化的权利可以通过市场化机制进行自由地高效地配置,在一定期限或一定范围内可由农民自由地进行处分,包括转让、抵押担保等处置。农民对这部分权利拥有了处分权,由此拥有了真正的市场交易功能。通过对这部分土地权利的市场化配置带来各类可以参与土地经营、农业发展的资源,促进这些资源的高效配套,也使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市场机制对这个交易权的配置实质上是对效率的体现。
摘自《宏观经济管理》2019.1
农地“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和权利结构
刘守英 熊雪峰等
农地“三权分置”是一项顶层制度设计,经历了提出初步构想、细化为方案、上升到国家法律的三个阶段。
一是酝酿阶段。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视察时提出“研究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关系的构想的三个阶段。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这一构想明确为“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2014年颁布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在“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基础上,“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健全法律制度以“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
二是方案形成阶段。2015年11月颁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将“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三权分置’”作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首次对“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做了说明。2016年中央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完善‘三权分置’办法,制定‘长久不变’的具体规定”。2016年11月公布实施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全面阐述“三权分置”的作用和意义,对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内涵、权能以及三权关系做了说明。至此,农地“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方案基本形成。
三是落实和法制化阶段。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中共十九大要求“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方案和制度设计上升到法律层面,将农地经营权写入法律,赋予土地经营权再流转权、融资抵押权和入股的权利,农地“三权分置”顶层设计进入法制化轨道。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在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和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基础上,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集体所有制之下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修正,基本方向是“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在保留农户承包权的同时推动经营权有序流转,旨在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促进实现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地“三权分置”规制的权利结构和内涵包括：
1.落实集体所有权。三权分置下的集体所有权是农民集体成员权,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权具有的权能为:土地集体所有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集体所有权包含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等权能;构建集体所有权权能实现机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事机制,将集体所有权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落实到集体成员,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防止少数人私相授受、谋取私利。
2.稳定农户承包权。保证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能够依法公平地获得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维护承包农户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地等各项权能。包括:农户有占有和使用承包地的权利:有权决定通过转让、互换、出租(转包)、入股或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地并获得收益;承包土地被征收的农户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和社会保障费用等;有权就土地经营权设定抵押、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承包地不得随意调整,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3.放活土地经营权。旨在赋权承包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配置给有经营意愿和经营能力的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在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保障其有稳定的经营预期。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托管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的权能包括:抵押融资权;使用权,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优先续租,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建设农业生产设施等;再流转权,经营主体可以向农民集体备案后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或依法依规设定抵押;征收补偿权,流转土地被征收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获得相应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4.三权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获得依赖于集体成员权,农民承包经营权派生于集体所有权,是集体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流转发生之后,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土地经营权从农民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农户承包经营权是土地经营权的基础,土地经营权是农户承包经营权派生的,土地经营权派生自集体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农户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转入方行使经营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需要接受集体所有权主体一一集体经济组织从用途,上地利用方式等各方面的监督。
(三)当前的一些争论
尽管正式制度已做出明确安排,但理论界关于三权分置的内涵、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属性仍有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三权分置”的内涵。对“三权分置”的内涵有两种不同理解。有学者主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从而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所有权”分置。还有学者提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另设具有物权效力的土地经营权,以此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置。
二是承包权的内涵。就承包权的权利属性,一部分学者认为承包是从本身作为用益物权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应当单独作为物权性质的财产权。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资格权或者成员权,是一种身份性质的权利,尚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财产权。
三是经营权的性质。主要有物权和债权两种观点。部分学者以租赁原理肯定经营权的债权属性,认为土地经营权是土地流转下独立于农户承包权的一种债权。还有部分学者以政策要求经营权具有抵押、流转权能,认为土地经营权是包含占有、使用、收益权利的用益物权或者权利用益物权。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1
地方金融监管的国际比较
王华庆 李良松
设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世界各国很少见。在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中,几乎没有国家的地方政府设立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联邦制国家也只有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做。美国建国之初州的自主性很强,1791年美国刚独立不久,纽约州立法机构就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州立银行一一纽约银行:1829年纽约州建立银行风险基金,随后任命三名检查专员,负责检查可疑州立银行的财务状况。1851年4月,纽约州银行局正式建立,是美国最早的银行监管机构。1859年纽约州立法机构还授权成立了纽约州保险局,以监管保险活动。当时的美国对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由联邦政府统一监管各州的银行更不可能,这一历史一直延续至今。加拿大也是联邦政府,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加拿大各省都设有证券监管部门,联邦层面没有证券监管部门。为更好地统筹地方金融监管资源,2011年,纽约州银行局和保险局合并成为纽约金融服务局。其主要职责包括确保金融机构健康稳健运营、行为审慎,以及时、公平合理地履行义务: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
全球各国来看,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况也不多见,如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德国波恩和法兰克福设立两个总部,统一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其中银行业由金融监管局和德国央行共同监管,各州银行的具体监管事务由德国央行在各地的9个地区办公室承担,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由联邦金融监管局直接实施。个别国家设立少量的分支机构或是不进行直接监管业务的办事处。我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的监管部门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分支机构,这既是我国国土辽阔、金融机构众多的原因,也是历史的延续。人民银行曾是我国金融业唯一的监管者,且在全国都设有分支机构。上世纪末,监管职能分离出人民银行,并相继设立了证、保、银监管部门后,其分支机构承担的监管职责也就转移至监管部门新设的分支机构。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中央监管部门已经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地方政府又建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体制在国际上很少因此鲜有比较,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摘自《中国金融》2019.1
民营企业融资难源于“五缺”
文振新
民营企业融资难既有主观和客观原因,又有长期和短期因素影响。其中阻滞民营企业顺利融的核心要素,归纳起来在于“五缺”。
缺漏“信息”,影响银企信任构建。信息公开,透明是交易双方建立信任开展合作的基础。目前,大部分民营企业存在管理水平不高、财务信息不透明问题,部分企业向不同部门提供不同报表数据,个别企业甚至提供虚假信息,银行或难于掌握真实准确信息,或信息收集处理成本过高,直接影响了信贷发放的积极性。企业“资金挪用”“短贷长用”等现象的存在也对银企互信长期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缺失“信用”,制约银企合作开展。金融的核心是信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产生的原因错综交织,用。部分民营企业自身资本实力不强,资信水平不高或缺乏有效认证,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不足。一些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企业联保、互保贷款风险暴露,严重损害企业信用形象。部分融资担保机构实力不足,担保合同违约频发,外部增信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企业信用的缺乏,制约了银企合作的开展,致使银行产生“恐贷”“惧贷”心理。
缺少“渠道”,企业融资方式单一。我国金融体系构成影响,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融资渠道狹窄。股票、债券融资准入门槛较高,大部分企业难以达到。信托、基金、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机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服务特定对象,覆盖面有限。小贷公司、典当等机构及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过高,只能用于短期融通。因此,一旦银行收紧信贷,企业融资就会陷入紧张的局面。
缺欠“产品”,信贷服务存在短板。长期以来,银行信贷经营管理形成惯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产品服务不全面、不充分。在传统利差保护下,对比民营中小企业业务的成本收益,银行更热衷于贷“大”,开展批发性融资。在风控管理上存在对“国有企业信用”和“抵押担保的依赖倾向,限制了民营中小企业业务开展。在考核机制上,重视规模,利润指标考核,强调贷款损失责任追究,使得信贷人员缺乏业务开展动力。
缺乏“保障”,银企合作需要助力。支持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补偿机制还有待健全。对初创期、成长期企业,尚缺乏有力的扶持引导,企业融资缺少基础启动条件。对遭遇外部冲击、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企业,救助机制作用发挥不强,企业后续融资自救能力欠缺。对普惠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在政银企风险分担的比例、对银行机构风险补偿等方面,还缺少明确细化的政策安排。
摘自《中国金融》2019.1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会计服务业面临的挑战
田高良
“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使用50多种官方语言,10余种会计制度。所以,“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国会计服务业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如会计准则体系、会计监管体系和会计人才体系等会计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本文仅从会计市场、会计准则、会计信息系统等方面进行分析。
1.来自会计市场的挑战
(1)内资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力不强。经过初步调研,发现目前许多内资所,尤其是中小所在业务经营上没有大局观,一切以当前利益为出发点,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战略及品牌意识淡漠,无法在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寻找合适的平衡点,从而导致事务所声誉直线下滑,同业恶性竞争严重。
(2)会计服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国内注册会计师的学历普遍偏低,许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对职业道德教育和后续培训不够重视,审计人员实务经验欠缺,风险意识淡漠,难以做出适当的专业判断。此外,各种记账公司、财务公司等存在更多的不合规行为,人员素质也是良莠不齐,这对于没有能力聘请事务所的私人小企业、个体经营户来说影响十分严重。
(3)会计服务创新能力不足。我国的会计服务行业收入结构陈旧,会计服务主要还是集中在审计、记账等传统会计服务,管理、咨询融资等高附加值类型的业务尚待进步开展。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服务质量较低、人员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品牌建设不到位、市场开拓不积极等多种原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小。
(4)会计市场恶性竞争激烈。由于我国小型会计服务提供者多,会计从业人员多,从业人员素质整体偏低,市场需求暂时还达不到提供高端增值服务的条件,因此导致行业恶性竞争,其后果就是事务所低价低质,甚至存在一些违反准则规定的行为,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对于企业、政府还是事务所本身来说,都是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导致会计师造假现象频发,严重制约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5)国家间会计服务需求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会计服务的需求差异较大。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需要更多的是传统的审计、簿记等服务,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则需要大量的财务咨询、投资顾问等服务,然而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会计服务需求其自身就可以满足,我们并没有太多优势,而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会计服务又有国际“四大”提供,这就为我们的会计服务业如何进入到不同需求的会计服务市场提出了重大挑战。
2来自会计准则方面的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个国家在制定会计政策和执行会计事务时逐渐采用趋于一致的国际会计惯例,用来达到互相通信的国际会计行为。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就在不断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努力与国际接轨,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9。2017年至2018年初,新会计准则经过多次修订,目前已基本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这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会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优势。
然而,我国的会计准则虽然越来越国际化,但基本是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蓝本发展而来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自的会计准则了解甚少。有学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会计模式分为法语系、葡语系、西班牙语系、美国系、英语系、俄语系六大会计体系。中亚国家以前的会计政策主要采用的是俄罗斯的会计政策,俄罗斯的会计政策与欧美的会计政策又有着很多的不同,虽然近年来俄罗斯的会计准则也开始国际趋同,但仍保留了许多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俄罗斯的会计系统更注重形式,更注重对本国出口贸易的保护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亚地区国家是其核心,这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因此,我们目前仍然缺乏有关经验,尤其是与中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的会计交流经验也是会计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3来自会计信息系统的挑战
目前,现代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交融渗透的新时代,但是,我国大多数的企业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定位还是会计软件的简单使用,并未重视会计信息与企业管理及社会管理的互动,会计信息对企业而言就是核算与反馈,形成了所谓的信息孤岛,仅仅为企业守护价值,并未实现会计信息系统的根本目的,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展开,我国企业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商务活动中将更多地需要综合、复杂的会计信息,并且能够将会计信息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有机结合,为决策服务并大量使用虚拟网络,以云计算等形式将会计信息系统逐步转变为财务共享系统,业财融合,实现财务云管理。因此,如何整合以及利用当下繁杂而又丰富的会计信息突破传统的财务分析思维,结合大数据背景更深入地挖掘会计信息中的内涵,亦对我国现阶段会计信息系统提改出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也要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会计信息化究竟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能否统一信息系统、共享会计数据资源将是会计服务行业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还有就是数据资产的确认和计量现在还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这对于未来的会计服务人员业务实施将会带来很多的困难。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拥有的优势主要是政策优势和成本优势,而我们的劣势是最基本的一些方面,比如业务质量、人员素质等,相比较而言,优势小于劣势;“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的会计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加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良好关系,我国面临的机会大于威胁。我们应该采取扭转型策略,加强“会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自身的不足,提高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快国际人才队伍的培养。
摘自《会计之友》2019.1
经济学动态资料（月刊） 主 办：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编 辑：高坐仓 内刊号：陕新出内连印字第94056号 |
地 址：西安市雁塔西路76号 邮政编码：710061 电子邮箱：gzc-L@xjtu.edu.cn 电 话：029-82656621 |
本 期 要 目
沈 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刘泉红 王 丹：新时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刘守英 等：农地“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和权利结构
文振新：民营企业融资难源于“五缺”
田高良：“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会计服务业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