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谁能读懂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
    负面批评、戒备心里 、围堵行为，是否必然与大国崛起相伴？
    欧美视角是如何解读中国的？
    他们到底读懂了多少？
    本书作者利用旅居美国的机会，采访了众多学者名人，包括引发关于东西方教育国际大辩论的美国“虎妈”蔡美儿、哈佛历史上累计学生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正义”主讲教授Michael Sandel、史学家史景迁、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等，这些重量级人物对中国的看法，或许刺耳，但却真实，你或许不能赞同，但却无法忽视。
    作为前行变革中的中国，读懂自己并不容易，有时更需要聆听别人的声音，哪怕这声音中有很多并不是你所熟悉或期待的。我曾经的同事李宇宏用推开一扇扇大的家门与心门的方式告诉我：她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同事。——白岩松
    这是一本让所有关心中国的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通过与国际顶尖睿智学者的对话，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看到了大国兴衰的曲折艰辛，更看到了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期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内容简介】
    这本书通过对20位美国顶尖学者、畅销书作家和智库负责人的采访，试图用更加全球化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反映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精英对中国发展的坦率看法，覆盖中美合作、气候政策、金融改革、民主体制、教育民生等多个领域。
作者简介
    李宇宏，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高级副研究员，《南方都市报》特约撰稿人以及《周末画报》和《智族GQ》特约记者。先后获得日本广岛大学社会学硕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记者，并在纽约联合国大学以及亚洲协会工作。著有《耶鲁的青春岁月》。
【目录】
    1. 宽容造就超级强国—
    Amy Chua ( 蔡美儿)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畅销书作家有很多方式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但要成为一个能够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主导世界的超级强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宽容”。中国的强国梦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公平情况，以及人们是否还相信——只要经过自身的艰苦学习和努力，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获得成功。
    2. 正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
    政治哲学家有一种说法是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仅仅靠市场都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市场不能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市场必须有补充的手段，同时被道德价值观所约束。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就会损害社会和谐。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3. 中国历史的变奏曲—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能够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文人的悲剧》谁能读懂中国
    4. 关于媒体的为什么—
    Anya Schiffrin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国际媒体和传播项目主任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吗？ 我同意这种说法，就像很多人说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 但是，中国还是要逐渐习惯这些批评，因为将来你们还是要面对更多对中国的批评。对于像中国这样不断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5. 危机是自我纠错的机会—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一旦成功就变得非常自信。成功的时间越久，人们自信的非理性倾向就会越强。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必然会出现一些危机。按照人类社会的规律，危机的爆发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一个很关键的纠错机会，是非常健康的。
    6. 交流和沟通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Taiya Smith 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能源和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
    我总是鼓励我的员工给我们的中国同事打电话。我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要通话两次。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庞大而且有活力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的交流、沟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那事关改变。我们现在必须重建彼此的信任，并确保两国的同事紧密地在一起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不停止的交流而不是互相提防。
    7. 教育何为—
    许田耶鲁大学教授遗传系副主任耶鲁大学校长中国事务顾问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反而是这些年里改革得最少的。高校合并并不是真正的改革。关键是没有形成市场经济那样的竞争机制以及公开竞争的杠杆和尺度。如果允许建立竞争体制，那么一心钻研学问、认真工作的人就有机会得到回报。
    8. 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我们从危机中走出来了之后，我们的措施是整体改进了经济结构，还是说我们的经济结构朝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应该是加强国内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所以，要增加工资收入，分配倾向于居民。要以多样的形式，推进就业的增长，支持地方银行。
    9. 中国将成为世界环保领域的新领袖—
    Daniel Esty 美国康涅狄格州能源环境保护局局长 耶鲁大学教授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确保环境问题得到关注。并且能够以一个建设性的方式，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对策，使中国获益颇多的全球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才不会有反弹。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在要求美国担负起领导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新的政治领袖和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将会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
    10. 全球化是愿望和忧虑的结合—
    Nayan Chanda 畅销书作家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我读过一位妻子写给在外经商的丈夫的信。信中说，“你离家之后，我们的邻居，另一个商人把他们的房子扩大了两倍。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就是妻子对她邻居的大房子感到嫉妒，希望丈夫能够赚回更多的钱。而这封信写于四千年之前。现在的人们还是持有同样的动机，希望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11. 空气和水将成为21世界最大宗商品—
    Richard Sandor 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
    我相信做好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好并不是不兼容的。我们都不是圣徒，人们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社会目标，这是常识。我们总是鼓励人们做好事。我们为什么不从经济上刺激人们，从而更好地达成环境和社会目标？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12. 危机还在继续—
    Robert Shiller《非理性繁荣》作者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必须接受人的本性，尽管那也许是非理性的，也许是自私的。我们必须对人性的不同方面有全面的了解……我对经济长期的发展是乐观的，因为任何危机总是要过去的。但是在5年之内，经济不会彻底地得到恢复。
    13. 气候变化是一个阴谋吗？ —
    Chris Horner 律师畅销书作家 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佛吉尼亚的优美小镇 Charlottesville，我说出Keswick Hall 的名字很快就得到出租车司机的热烈响应，那是该地区有名的高级会所。在Keswick Hall,Horner 先生舒适地坐在壁炉旁，充满怀疑的表情说“如果我的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
    14. 法制之路—
    Owen Fiss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法理学权威
    对我来说，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仅仅能从文字中读到，还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政权要准备好去执行和服从。
    15. 气候僵局—
    Jennifer Morgan 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
    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发达国家要带头，所有的经济体都需要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16. 民主的侧面—
    Nicholas A. Robinson 美国佩斯大学法学院教授
    加利福尼亚，是人口最密集、面积名列全美第三的大州。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体考量，它位居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地方，其州政府却濒临破产的边缘。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我们不仅要问，加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Robinson教授认为，加州的选举人是应该被谴责的人。
    17. 世界经济可能“失去十年”—
    Gary Gorton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因为一次危机就能有效地阻止另一次危机的发生。
    18. 参与决定成败—
    Robert Stavins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中国作为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家，自身有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的设计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19. 当医生成为病人—
     Robert Klitzman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最好的治疗，需要医生独立和客观的诊断。医生到底应该有多大的权利？不能滥用权利，也不能没有权威，因为那会导致不同的问题。如果病人的权利过于强大，也会导致相反的治疗效果。
    20. 碳排放交易和中国的选择—
    Thomas Titenberg 美国缅因州Colby大学环境学教授
    目前在企业界，对减排有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损坏他们的竞争优势。而另一些人认为，为了地球的未来，我们必须这样做。从长远来讲，还是及早采取行动更加经济合理，因为等待将使企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