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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今天中国人“满足多反而抑郁大，享受多反而幸福少，安宁多反而焦虑重”？
　　为什么我们虽然年龄不同，身份各异，隔地遥远，却长年累月连绵不断地遭遇相近烦恼事？
　　青年有就业挫折、中年陷人际纠葛、大家遇心灵危机。生活越丰富，内心越空洞。每个人像陷身泥潭，越摆脱，越烦恼。
　　《公民的烦恼》通过切入历史来反照现实，为当代人寻找出路。举凡诚信、礼义、才智、法治、人文、虚术、名利场、食色、俗性、居家、饭局、自由、未来等，均有透析。《公民的烦恼》作者通过观察五千年来所积累的、至今仍在拖累中国人的共同的文化陷阱与集体无意识心理，以抽取中国史上貌似戏剧性、实则贻害至今的典型事件方式，逐一剖析。洞察趋势，点破谜局，微言大义，意在深远。
　　作者以“公民价值观”为手术刀，穿透中国历史,盘点传统文化,阐明当下生活。告诉读者，你的烦恼从何而来？是怎么回事？怎样去解决？
【目录】
上部 不忍细看的历史
术 历史这把双刃剑
那些读着历史，聪明而有能耐的人，非常懂得利用古人的技巧。我猜测，后来历史上做大事的人，在他过人想象力的激荡下，所有已经死去的古人古事栩栩如生般地复活了。他自己则成了指挥几千年历史上一切大人物的统帅，像放电影一样，潜回到历史故事中去，让古人再替自己活一回，演一回，死一回。刘邦赢了，读者得到了经验；项羽死了，那是别人的身体。经验教训同得，自己毫发无损，还不用为“死人”负责，这种惠而不费的做法，实在是太便宜了后人。
诚 剪不断的谎言
旁门左道，以巧搏正，正是谎言繁殖的温床。谎言升级就成了谣言。中国人在利益竞争面前首先想到利用谣言，与文化有关。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研究“人与人”，处理人际关系，周旋人际斗争的文化。这让个人的经验与智力，很容易滑入“功夫在诗外”的泥潭。具备聪明才智的中国人，很多在小聪明上耗尽心思，无端被浪费无穷精力，结果文化越走越偏，历史负担越来越重，怎么去产生大气象的企业家、文艺家、哲学家？
礼 “礼”被打丢之后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智 天生你才何曾用
失道求仁，失仁求义，失义求礼，失礼求法，这是历史的逻辑线。如果还可以加一句，则是失法求诈，这个发现让人震惊。人性在这里制造出一个巨大的黑洞，一种领导风格背后的无奈现实。然而法限底线，德引高尚；站在地上，头望云朵，非常靠谱。
法 让变化跟上计划
不怕难，不怕苦，就怕一觉醒来被落伍。当一篇《80后，我们真的老了？》引发又一轮80后集体怀旧时，多少人突然意识到，80后何时起渐渐转入低调。90后水漫金山般从身后涌起。在资讯更迅捷凶猛、潮流更瞬息万变的时代，在晃着苹果手机、握笔前先学会敲键盘的孩子们面前，80后已被视为OUT。世界纷乱如万花筒，那变化背后始终不变的是什么？
权 改变现实，或者被现实改掉
如果将萧子升与胡适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胡适先生在行动与思想上，都给后人留下了价值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他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在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共识，而萧子升除了蜷缩乌拉圭，什么都没有。他原本可以像胡适那样，甚至做得更好的。
人 怎样才能救得男人？
中国历史上能保留个性的，不外乎开国的皇帝，末世的忠臣，江湖的侠客，起义的头领。但平头百姓的个性，却始终被武力捆着，被权力压着，被文化管着，他们亿万张原本生动活泼的面孔，不幸全都平面化，模具化了。一个不敢强调个人、个体价值的民族，必然是没有个性的民族，没有个性，就没有英雄。或者可以说，没有男人。
文 文人末路与文化强国
纵观历史，文人天生有性格缺陷，难有例外。他们的才华，能力，创造性，又完全得益于这些缺陷。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里，在权力主宰的社会中，他们的缺陷十分醒目，非常致命。也只有在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价值多元的社会，他们的个性才可以得到舒展，他们的才华才能得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才可以得到实现。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价值多元的社会，就是人真正可以做到与世界、与人、与自我内心实现和谐的社会，它才是公民社会。
虚 杨修，一块法治的绊脚石
今天中国人遭遇的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虚高于实、情大于法。这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气质多有关系。在法治全面取代德治的今天，中国的法律已经史无前例的完善，但法律为什么在许多时候依然形同废纸，宗法、家族、熟人、情感等非理性依然在左右一切？因为即使世界上有最完美的法律，如果大家都不遵守，不相信，仍按另一套逻辑规则行事，则它聊胜于无。中国科技正在领先世界，相对于科技进步，经济激增，中国人的人文思想转型，却显得十分缓慢。由此，反思杨修，今天已经显得十分紧要。
下部 难以确定的明天
公 泛反官不如淡化权力
淡化权力，说得更直接，是淡化行政权力，将作为政治的权力，逐步被分解，它被分散到经济、文化、社会中去。这些权力，进一步细致化，分化进民间去，以避免新的权力垄断。这样，就不存在有支配作用的束缚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阻力，国人自由的创造力，才可望得到真正的焕发。
名 拒绝名人，关心自己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期待读到这样一篇文章：《我有一个中产梦想》。每天太阳照常升起，从地平，从海岸，从山岚，从高楼。我们轻轻推开窗户，呼吸没有Pm2.5的空气，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教育、卫生、环境、治安；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我们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我们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参与政治；我们在公民自治和社会稳定中享受富足。
利 明天谁给你送信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点无论如何没有错。让先富带后富，理想很好，但有两种不好的可能：一是，先富不带后富，不问不管，自己一骑绝尘，一溜烟而去；二是，先富不但不带后富，反过来压迫后富。碰到这类情况，我们怎么办？
场 今天中国人的多多少少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场”里？作家余华的小说《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余华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清了吗？
食 食色不是性
杯具乃是“悲剧”，对应洗具就是“喜剧”。说“人参（生）要泡在杯具（悲剧）里才能入味”，可见今天连沉重也被软化、柔和化，物欲化了。杯具算得上是个极致的“饭聊”词，只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用杯子装饭吃。中国文化，一句话概括，即是“民以食为天”。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又相映成趣的，是西方文化的反其道，他们信奉的是“民以色为天”。
色 抛下偶像的爱情
没有人可以在今天渴望浪漫、真实的爱情，今天的家庭和婚姻也已不再是温馨如梦的港湾，而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处所。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我们可以也会愿意去感受和设想那些爱情：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心心相印、男欢女爱、相敬如宾、夫唱妇随……今天去哪里寻找生死相随，终身不渝的爱情故事呢？哪怕瞬间拥有心摇神荡的体会？
非 失去导师的文化
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人人会跑。中老年文化偶像余秋雨倒了，青少年文化偶像韩寒翻了。今天的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节点：社会新旧文化发生矛盾冲突、交织融合，旧文化在不断衰亡、新文化在不断被创造，多元文化的渗透与价值观念在冲突、交流，个人的道德意义失去锚点，造成一种“存在”的不安和焦灼。我国价值多元最初动力来自于对个人利益的承认，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必然伴随着个人选择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产生。独立与自由的世界里，天空没有导师，只有鸟人在飞。
是 “商人诚信”的陷阱
在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中国人急需做的，是将诚信划分成生活诚信与商业诚信。生活诚信，可以按中国传统的儒家要求，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实事求是，否则就应遭到道德与舆论的谴责。而商业诚信，则完全按商业的伦理来要求。这样，将西方文明成功中国化的现代商业文明，才可望在中国养成。没有新的商业文化形成，中国的商业，永远都只会是在折腾，更甚一点，也不过重复折腾而已。
俗 《百家讲坛》酝酿“草根大师”
任何一个时代，文化上可以没有导师，但一定不能没有大师。在今天这个精英文化全面深入大众化，民智全面开启的时代，《百家讲坛》救市只在一时，而产生大师的事情，却是这个平台的“终生”职业。历史看来，孔子开启了“精英大师”的先声，蔡元培成为“平民大师”的典范，易中天应该会成为今天时代“草根大师”的先锋。
性 李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李敖走出了阮籍的宿命了吗？没有。李敖常被误读，他一生张狂，纵横捭阖，骂人无数，但并不是一个破坏者。他不过在主张：每个人都自我获得自由，每个人都应从宪法里去争取自己的自由。
举 贾利勒：“公民政治家”
今天的利比亚，不是卡扎菲，而是贾利勒，正是这种民众权利兴起，政治日益技术理性化，政治家日益去魅力“花瓶化”的历史潮流带来的结果。因为，再愚蠢的老百姓也知道，自己的权益有国家保障，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比为卡扎菲卖命重要，比做炮灰去做肥料值钱。利比亚人选择贾利勒，虽然他缺少个人魅力，却能赢得大多数卡扎菲反对派的敬重，道理也正在于此。
分 “弱者生存”揭秘
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一直将“适者”误作“强者”。《世界是平的》这部由汤马斯?佛里曼所撰写的畅销书，主要的论题是“世界正被抹平”，这是一段个人与公司行为透过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权力的过程。作者分析这种快速的改变是如何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如手机、网络、开放原码程式等而产生的。天人相分，在扁平化的世纪，适者原来是弱者。
明 明天中国人的烦恼
在个人的权利意识正在鼓胀起来，个人表达自由正在宽泛起来的今天，存在主义的个人中心与绝对自由，与传统中国的团体主义、仁爱载道，将成为死而复活的异代敌人，它们很可能在新十年里打得不可开交。在两者之间，往一边倒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形成两个阵营。民众将变得更加迷惘，无所适从，不辨东西，难分轻重。